构成灾异赦宥概念的两个要素,赦宥与灾异观均自先秦时期便开始发展。汉代时,赦宥已经从先秦时期多针对个案的单纯司法行为过渡为以朝廷名义进行的兼具政治与司法双重意义的措施,其中政治意义大于司法意义,而先秦时期不同的灾异观也在汉代由以董仲舒为代表的经学家整合,创立了阴阳灾异说。当阴阳灾异说与政治、司法相结合后,便于汉宣帝时期出现了汉代第一次确切的灾异赦宥。灾异赦宥在汉代的产生基础,一方面是由于阴阳灾异说将灾异与刑德相联系,另一方面则是统治者对灾异的迷信。同时其产生也兼具偶然性与必然性,既受到昭宣之际复杂变幻的政局所推动,也深合汉代任德不任刑思潮下逐渐轻刑化的历史潮流。而灾异赦宥在汉代的发展也历经变化,大致以两汉为分界,西汉时期灾异赦宥较为频繁且施行方式几乎全为大赦,东汉时期灾异赦宥则呈现式微之态势,在施行频率上不及西汉,施行方式也多不采用大赦。究其原因,汉代阴阳灾异说的发展与统治者对弭灾与赦宥的重视保证了灾异赦宥在汉代的存在,而汉代赦宥的体系化成熟化则限制了灾异赦宥的发展,且因灾录囚、因灾策免三公的出现与适用也挤压了赦宥在弭灾措施中的实施空间。汉代以后,灾异赦宥在后世继续存在并发展,并受到汉代灾异赦宥不同程度地影响。董仲舒等经学家所创立的阴阳灾异说及灾异赦宥在历史上都受到了程度不一的批评,但其历史价值不应被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