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福尔斯是战后英国文坛的一颗璀璨明珠。在众人嗟叹“小说已死”的尴尬时刻,他身体力行——对小说的内容与形式实行改革与创新。通常来说,作家的审美观决定了他的写作风格。信奉存在主义哲学的福尔斯一生对“自由”问题情有独钟,因而他的小说母题常常围绕着人的自我求索、探讨人在当代社会中的地位和价值。甚至是被某些批评家视为通俗流行小说的处女作《收藏家》,也处处体现了深邃的道德寓言性。然而,福尔斯对道德的言说不是说教型的批判,读者在《收藏家》中找不到独裁武断、可以干预一切的“隐含作者”式人物,也看不到以往小说中常见的极善、极恶的主人公。福尔斯为《收藏家》设计的是一种更加稳固的三角形模式——作家、人物、读者自由协作,共同塑造出一个平等对话的自由文本。本文从俄国文艺理论家米哈伊尔·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入手,以约翰·福尔斯小说《收藏家》为研究对象,阐述其独特的复调性特征。通过采用双重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福尔斯巧妙地实现了克雷戈和米兰达之间的“大型对话”——人物复调。细读文本后,作者总结出两位主体存在着语言风格、讲述方式、叙事目的、精神收获四方面的不同。三重的叙事结构、并置的叙事情节、分裂的主人公是复调性在艺术效果上的体现。而人物性格的矛盾性也是构成“微型对话”的基础。最后一部分以互文性理论为参照,揭示出《收藏家》对莎士比亚传奇剧《暴风雨》的指涉与戏拟,不仅为两种文体铺设了对话的道路,也使文本间的复调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