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大城乡的赛社献艺以及瓦舍勾栏、戏园等之中的演剧活动是中国古代戏曲在民间的重要生存方式。戏曲与民间生活的密切联系也是戏曲笑谑性生成的基础。笑谑是通过逆向、戏仿、颠倒、贬低、嘲弄、亵渎等方式,对生活中崇高的、权威的、优越的因素的一种解构。笑谑是一种典型的非官方的思维方式,它意味着距离的缩短甚至取消,人们以民间自下而上的眼光审视上层文化,无论距离现实人生多远的人、事、物都能被拉进世俗交往域。笑谑是一种特殊的语言符号系统,它将高雅的官方用语和民间俗谚、詈骂、歇后语等多种语言体式结合在一起,形成庄谐相并、雅俗同体的话语体系。戏曲的笑谑性由浅及深呈现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无深刻社会意义的笑;第二个层次,突破常规道德、规约、禁令等的限制,以及超越传统儒家伦理而产生的笑;第三个层次,寄寓褒贬的笑。以文人为创作主体的明清传奇虽然在整体上呈现出“委婉、奇巧、典雅”的美学风致,文学性较高,但终归是在诉诸观众视听的过程中实现其“剧”的价值的。传奇中雅正的内容虽然对于提高传奇的文学性、文体地位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往往会使剧作沦于案头。相反,正是传奇中那些体现民间审美趣味的笑谑性内容对于提高传奇的戏剧性、剧场性作用较大,能够在舞台演出中博得观众的阵阵笑声。从这一点上说,笑谑性对明清传奇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正是笑谑性的渗透使明清传奇维持了戏曲的民间文化品格,从而不断延续,广泛地活跃于民间舞台之上。明清传奇笑谑性的形成渊源深厚,这与笑谑因子在传奇之前戏剧艺术中的积累与发展密不可分。明清时期繁盛的节日庙会演剧活动所营造的举国狂欢的氛围也是笑谑性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明清传奇的笑谑性在人物、情节、科诨这三个层面得以最为充分地展现。就人物而言,不论是上层人物还是平民群体都可以被进行笑谑式的处理;净、丑是扮演笑谑性人物的主要脚色,生、旦等其他脚色亦可扮演;双重性格是笑谑性人物的本质特征。就情节而言,本能欲望的释放、等级淡化、富有游戏品性是明清传奇笑谑性情节的主要特征。就科诨而言,从普通生活逻辑来看不得体的科诨,如语涉秽物、俗事,对经典文本的误释或戏仿,以及指向物质——肉体下部的粗莽语言和动作等,不仅是产生笑点的佐料,也冲击着官方主流文化的庄重和高雅。在明清不同时期社会政治、思想、文化背景的影响下,笑谑性在传奇中呈现出由弱到强再到弱的演变态势。在明清传奇的生长期（1465-1586）,“雅正”的审美理想对笑谑性产生了制约。这一时期的传奇整体风格较为严肃,如教化剧《香囊记》《目连救母劝善记》,历史剧和时事剧《浣纱记》《鸣凤记》等,其中的笑谑性内容比较少,经常作为穿插出现,而且多与主题关涉不大。在传奇的勃兴期（1587-1651）,“近情动俗”的创作热潮不断滋养着笑谑性的发展。笑谑性内容在这一时期的传奇中不仅体量增大,而且表现方式更为丰富和成熟,如汤显祖《牡丹亭》、沈璟《博笑记》中的笑谑性内容,与表现自由个性、反叛僵化的礼教束缚的时代题旨相契合。至传奇的发展期（1652-1718）,对戏曲舞台化的重视使剧作的笑谑性程度更加浓厚。这一时期传奇的笑谑性主要表现在苏州派剧作家和以李渔为代表的风流文人的剧作中。在传奇的余势期和蜕变期（1719-1911）,雅化的复归使笑谑性的发展势头深受影响,传奇的笑谑性程度再次弱化。在这段时期内,传奇中的笑谑性内容数量减少,对于主流文化的冲击和颠覆程度降低,与舞台实践的要求产生了距离。笑谑性对于明清传奇的发展与传播具有重要的功能。剧作家描写的是熟人熟事,然笑谑的手法能使熟人举手投足间显露出与其身份、地位不相符合,或与日常生活中的表现相异之处,使熟事的发展出人意表。笑谑可以利用喜剧的成分消解传奇中的悲情色彩,使故事呈现出悲喜交融的情感色调。笑谑性的场面或能调剂一出之中的冷热,或能使过场戏有戏可演,起到活跃舞台气氛,调节戏剧节奏的作用。此外,笑谑性内容可以集中表现激烈的戏剧冲突,往往成为折子戏的“戏点”和笑点所在,同时可以使折子戏的表演更加适合舞台演出,促进了折子戏的形成与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