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效的司法裁决是通过国际司法协助追回腐败资金的前提和基础。携款外逃案件由于腐败分子的潜逃无法开庭审判,从而无法获得生效判决,导致该类案件的追赃成效甚微。建立缺席审判制度和独立于对人的审判程序的财产没收程序,是目前针对摆脱我国外逃案件追赃窘境的有效办法。我国刑事缺席审判程序历经特别没收程序的“隐性”承认,其法律地位与法律效力最终于2018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方从立法层面予以确立。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91条的规定,可以将我国刑事缺席审判程序的适用案件范围总结为三类案件,即特定类型的案件:贪污贿赂、经最高检核准的,需要及时审判的严重危害国家安全、恐怖活动类犯罪犯罪案件;被告人因疾病不能参与庭审的缺席审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可能被判无罪的缺席审判。此次修法不仅增设刑事缺席审判程序来助力追赃追逃,而且也保留了特别没收程序。从目前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范来看,两程序在某些方面存有重叠问题,例如在设立目的方面均涉及到及时有效地打击重大犯罪案件,防止国有资产不当流失;在适用范围方面均包含贪贿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两程序在某些方面又各具特色,例如证明标准要求不同,对被追诉人与利害关系人的权利保障程度不同。缺席审判程序的设立具有必要性,有利于司法机关获得国际司法协助,也有利于被告人行使程序选择权。缺席审判程序的实施具有正当性,诉讼原则也存在适用例外,价值权衡下的“客体程序”同样能够体现司法公正。因此,当下需对刑事缺席审判程序与特别没收程序从制度性质、适用原则、程序价值等方面进行分析,进而对两程序的选择与安排做到合法性、合理性与合情性的统一。因此,本文从目前的立法模式入手,提出两程序存在竞合关系,在存在这样关系的前提下,程序的适用难免会引起冲突,继而第二章着重从价值基础、设立模式以及适用位序三方面对两程序的内在关系进行证成。基于第二章的证成,第三章即复归程序设立的内在机理,在立法规范方面提出完善建议,包括:第一,在当前两程序呈并行双规的立法模式下,同步两程序的权利保障,规范重新审理程序以及完善配套法律规范;第二,从长远来看,可考虑将两程序进行整合,将缺席审判程序合理吸收特别没收程序,并增设民事没收程序,形成境外追逃追赃以及财产没收的体系化建设,同时丰富缺席审判制度的法律条文,完善与当前刑事司法改革相关措施的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