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玺印是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战国时期古玺印制度即已成熟。本文对东北地区所藏的这些古玺印进行了初步的综合研究,充分利用考古成果,运用计量史学的方法,统计各个朝代官印数量;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对各个朝代官印分别进行排序,找出演进规律;运用比较史学的方法,分别与前一朝代或并存政权的官印进行比较,为其断代分期提供依据,梳理出东北地区古玺印演变的线索,进而探析中国古代官印发展规律。根据部分出土封泥的特征,认为其中确实存在秦封泥,并将历来认定为始建于汉代的一批古城推定为战国至秦代古城。三燕官印制度受魏晋影响较深,特别是沿袭了使用实用官印随葬的制度。辽代官印包括汉文官印和契丹文官印,其特点非常鲜明。金代官印在东北地区发现的数量最多,根据不同时期的特点,可以将其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同时又根据官制的特点,将其分为中央及下属机构印、地方州县印、猛安谋克印、武官及军事机构印、差官印五类。金代的铸印机构早期为内少府监,后为少府监、礼部,后来更有行部、行六部、地方路府州及军事机构,甚至出现应办所等具体部门,这种印出多门的情况,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金后期政治的混乱,而后出现的东夏、大辽两个地方割据政权,均建立于金朝的统治腹地,经济、文化都植根于此,官印制度更是沿用于金朝,其官印同样可以进行分类,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其与金的密切关系。东夏使用“天泰”和“大同”两个年号,铸造机关经历了立国初期的“行部造”到中期的“少府监造”再到后期的“礼部造”。大辽官印使用“天统”年号,更正了《元史》记载的“元统”之误。通过将东夏、大辽官印与金官印进行比较,发现无论从形制、印文风格等各个方面都一脉相承,应该统一归于金印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