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并购作为一种快速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手段在经济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走出去”战略带来了近年我国企业国际化前所未有的活跃,但是最终完成的交易数量却很少。随着“十八大”进一步强调我国要培育一批世界级跨国公司,而国有企业作为我国经济的主体,找出国有企业跨国并购交易成功率低的原因是十分必要的。我国是由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转型来的,从而导致国有企业在经营理念和管理模式上与西方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制度环境因素在跨国并购中的作用和影响是不可忽视的。近年来我国企业的跨国并购呈现出迅速发展的态势,企业通过不断在失败中进行摸索,在并购的形式、涉及领域呈现出多样化,并购的手段和方法也越来越成熟和规范。另一方面,世界各国在制度环境上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此探索东道国制度环境对我国国有企业跨国并购交易成败的影响,对提高我国企业的并购成功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首先综合运用跨国并购理论、新制度经济学以及国际经济学、社会学等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建立了研究东道国制度环境对我国国有企业跨国并购交易成败影响机制的理论模型,并对中石化、中国五矿集团、中海油服和海尔集团四家国有企业的多案例以及2002-2012年6月间的246起并购事件的实证进行了全方位、系统化研究,得出的主要研究结论有：东道国的政治制度和产业保护程度越高,并购交易成功率越低；东道国的经济自由度越高,并购交易成功率越低；东道国的文化差异越大,并购交易成功率越低；东道国的经济自由度和产业保护属于强制性制度约束,不受我国国有企业特定优势和目标企业现状的影响；我国企业特定优势可以弱化东道国政治制度在交易中的负向影响；当目标企业状况发生巨大变化时,跨国并购会引起东道国民众和媒体的重视从而加大并购交易的难度,即文化差异对跨国并购成功率负向影响。本研究具有一定的探索性,研究的主要改进和创新主要体现在：第一,对于跨国并购的研究维度,以往的研究一般局限于企业内部能力和资源的整合,而在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中外部环境的重要性很少被研究。本研究基于制度基础观、世界经济学、战略环境分析等理论,将企业内部能力与外部环境两者结合起来建立了包括“东道国制度环境、我国企业特定能力、目标企业特征”的跨国并购交易成败影响的理论模型,该模型在系统性和深度上有一定贡献,可以有效描述我国国有企业在跨国并购中受到的制度环境影响,为企业国际化战略的制定和部署提供一定的参考和指导。第二,以往的跨国并购研究都是以发达国家理论为基础,本文对我国与美国、日本的跨国并购发展历程进行了对比分析,并指出我国跨国并购发展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发展轨迹、驱动力以及所处的环境等多个方面,因此在研究中应当将东道国的非正式制度因素和我国国有企业的特定优势纳入研究体系,有效拓展了跨国并购研究视角。第三,基于全面性的衡量视角,完善了各个指标体系对制度因素类别评估的局限性,将东道国的正式制度约束细分为政治制度因素、经济自由度和产业保护程度,并将文化差异做为非正式制度约束纳入研究体系,弥补了以往传统单一运用正式制度因素进行评估的不足,使得研究更加客观和完整。第四,以往对于跨国并购的动机研究主要是根据行业特征区分为多元化并购和相关并购,但对于具体的并购差异没有加以区分。本文通过对我国不同行业中的四家国有企业了进行深入分析,结果表明并购交易的成败与是否为多元化并购没有直接关系。一般来说,具有良好战略规划的并购更容易成功,也容易通过东道国的审批。反之,没有良好战略规划的并购交易,即便是多元化并购也很难获得交易成功。第五,本研究的结论创新性和启发性如下：除了东道国的政治制度约束以外,东道国的非正式制度约束、我国国有企业特定优势、标的企业的特征等因素也会对跨国并购的交易成败产生影响。其中,东道国的经济制度约束和产业保护约束可以看做企业的系统性风险,在收购交易中后很难通过企业能力提升予以化解；而非正式制度约束和政治制度约束,可以通过并购过程中的调整有效规避。标的企业陷入困境是一把双刃剑,既为我国企业进行跨国并购创造了良好机遇,同时也更容易增大东道国非正式制度约束的阻碍作用。我国企业必须通过不断地进行并购,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来提高自身能力,从而提高跨国并购的成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