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螺旋上升的食品和石油价格推动的通货膨胀成为危及全球的最重大经济问题,抑制通货膨胀的呼声不绝于耳。那么,通货膨胀带来的福利成本损失大吗?对于同样经历通货膨胀之苦的中国,它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又有多大呢?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就是本文所要研究的主要内容。对于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研究始于Bailey（1956）,他将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定义为逆货币需求函数曲线下方的面积,即名义利率从i减少到0时的消费者剩余。Lucas（2000）利用Bailey的定义计算了美国1900-1994年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在双对数货币需求函数m_r=Ar^-0.5形式下,6%的名义利率伴随着约1.2%的国民收入福利成本,而当名义利率从12%下降到2%时,福利成本减少了GDP的1%。随着货币理论的发展,研究者发现除了货币的价值储藏功能外,我们还要考虑货币的其他功能,例如货币的交易功能。考虑到货币的交易功能,在一个无穷期模型中分析货币对宏观经济均衡的影响（包括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问题）时,大多数文献常采用以下两种范式把货币整合进模型。一条途径是假定货币持有能够给消费者带来效用,从而把货币引入效用函数（Money in the utility function,MIU）;另一条途径是假设消费者购买消费品必须使用货币,从而形成预付现金约束（Cash-in-advance constrain,CIA）;或者是在模型中引入交易技术,假定使用货币能带来交易时间的节约,从而形成购买-时间（shopping-time）模型。货币引入效用函数模型（MIU）考虑到个体持有货币可以带来交易便利,节省交易成本,可以有更多的休闲,有更多的时间从事生产从而获得更多的消费品,因此实际余额的持有增加了个体的效用。当通货膨胀发生时,实际货币余额就会减少,消费者的福利就会遭受损失,于是产生福利成本。Dotsey和Ireland（1996）在一般均衡的货币模型中发现,对于美国经济,年通货膨胀率4%意味着消费者0.41%的收入损失。在预付现金（CIA）模型中,货币并不直接进入效用函数,但假定全部或部分商品的购买必须使用现金,这种约束称为Clower约束或预付现金约束。Cooley和Hansen（1989,1991）通过把预付现金约束引入真实产业周期模型,来计算预期到了的美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得出10%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为产出的0.38%。在Bailey（1956）的开创性研究之后,经济学家在不同的假设基础上构造了MIU模型、CIA模型,以及购买-时间模型,也得出了不同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但是这些模型所蕴涵的思想却是一致的:就是通过将真实货币持有量引入效用函数或者约束条件之中,再通过模型的最优化求解到通货膨胀率与消费者效用之间的关系。通过比较不同稳态情况下的效用水平,得到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在名义利率为0的情况下,消费者效用达到最大化,考虑在某个通货膨胀率水平下,需要补贴给消费者多少比例的收入或消费,才能使其效用与最优状态下的效用水平一致。所以,需要补贴给消费者的那部分收入或者消费,就是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最后,本文利用McCallum-Goodfriend模型来计算我国1992-2008年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研究发现: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与名义利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1992-2008年,我国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大,介于GDP的0.5699%—1.8732%之间;让我们深感通胀之苦的2008年,实际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也只是GDP的0.8031%,约合2376.5255亿元,以全国13亿人口计算,人均福利损失约为182.8096527元;即使是这17年里通货膨胀最严重的1994年（当年的通货膨胀率达到24.1%）,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也只有GDP的1.8199%;还有一个有意义的是,亚洲金融危机后,1998、1999年我国出现了通货紧缩,两年的通货膨胀率分别为-0.8%和-1.4%,而根据我们计算的结果,两年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分别占GDP的1.0941%和0.7335%,这与我们通常所认为的通货紧缩是有害的相一致,也更进一步说明了只有当名义利率为零时,社会福利才达到最大化。为进一步验证计算的结果,我们利用Bailey（1956）的方法重新计算我国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我们发现:我国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介于GDP的0.5635%—1.8055%之间,同样很小;Bailey（1956）方法计算的结果要比我们计算的结果小,但是差异非常微小,而且随着名义利率的增长,差异也在逐渐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