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耶稣会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开启了东西方文化交流对话的新时代，它持续的时间虽然不长，却留下了许多重要的经验。其中，利玛窦的易服，一直被视为耶稣会士中国传教史中的重要事件。许多学者对此都进行了相关的研究，如计翔翔先生的《关于利玛窦衣儒服的研究》；孙尚杨先生的《基督教与明末儒学》；张国刚先生的《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以及林仁川、徐晓望所著的《明末清初中西文化冲突》，这些文章虽则不乏珠玑之论，但尚无论及利玛窦第一次易服的生动过程，且未能从整个远东传教活动的视角来考察利玛窦的易服之举。我们认为耶稣会的易服不是发生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独立事件，研究者应当以更广阔的视野，考察不同人物、事件的内在联系与相互影响。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并论证利玛窦易服事件的曲折经历及其内在的文化含义。第一，利玛窦易服至少发生了两次，第一次是由修道服改穿僧服；第二次是由僧服改穿儒服。从现有的文章看，大多只是提及利玛窦第二次的易服而忽视了他第一次易服的重要性。第二，在易服问题上利玛窦并非首创，在日本和印度早有先例，也就是说在社会情境颇为类似的整个远东，耶稣会的易服行为具有很大的普遍性。第三，耶稣会内部在易服问题上存在着分歧，曾引起过许多激烈的争论，直至利玛窦死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这一问题仍悬而未决。第四，利玛窦两次易服的文化意义是一致的，本质上都在于自我调整，两次易服的外在形式虽然不同，但都是迫不得以对现实做出的一种回应。因此，即便利玛窦易了儒服也不能因此认为，这是他文化适应策略的终止。事实上，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始终处于世俗活动与传播信仰的两难困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