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印度在1998年单方面进行核试验之后,澳大利亚霍华德政府确立了针对印度的铀禁运政策。澳大利亚政府采取的这一制裁性措施非常引入注目,充分体现出堪培拉方面在核能安全政策领域的内在逻辑：针对未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国家,澳大利亚将采取铀禁运政策的制裁性措施,从而实现进一步限制核武器扩散、支持全球核不扩散制度以及确保澳大利亚在全球核安全事务中拥有话语权的目标。但澳洲政府受到地区格局发生相应变化、国内铀矿开采行业利益集团的游说以及美国重塑全球核安全机制等因素综合影响后,这一传统政策并不能妥善圆满地解决在澳洲政府议程中日益重要的印度问题,也不利于澳大利亚实现自身的区域战略安全目标。因此,随后的澳洲历届政府对这一铀禁运政策的执行并非再像开始那样严苛不变,而是逐渐调整和弱化这一制裁措施的实际执行与有效性。最终,澳大利亚政府与印度在2014年签署双边民用核协议,标志着这一铀禁运政策的解除。这一政策变化将可能引导出这一趋势,即未来澳大利亚对印度的铀矿资源出口政策将逐渐与其他国家的能源交易模式相趋同,从而在更广泛的合作领域内催生澳大利亚和印度的全面合作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但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在全球核事务体系中所投入的外交资本和占据的道德高地将不复存在,澳洲社会内部也由于对待转变铀禁运政策的不同态度而迅速分化。这一变迁趋势值得深入研究和分析。此外,澳大利亚对印度铀禁运政策也呈现出政治性与经济性相互交织影响、单向性明显、意识形态元素日益重要以及原则性与灵活性共同作用等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