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非洲国家严峻的政治腐败背景下,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和援助的快速增加,迫切要求我们对援助的“有效性”问题进行全面解读和实证检验。本文采用2002-2013年47个非洲国家的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方法和2SLS方法,实证检验了东道国腐败和对非援助对中国对非直接投资的直接效应和交互效应。结果表明,非洲国家的腐败对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存在明显的“摩擦效应”;中国对非双边援助通过“信息效应”、“先锋效应”以及“基础设施效应”尤其是经济基础设施援助对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存在着显著的直接促进效应;另外,在东道国缺乏良好的营商环境情况下,对东道国的援助相当于为跨国企业建立了准政府担保机制,可以有效降低东道国腐败带来的投资风险,对中国对非直接投资产生调节效应,并且这种调节效应也体现在经济基础设施的援助中。生产部门及其他部门援助对外商直接投资的直接效应和调节效应均不明显。以上结论在使用亚撒哈拉地区子样本、利用投资项目数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及运用2SLS方法的回归中仍然稳健。鉴于对非援助是条件性有效的,中国在对非援助时,对腐败程度较为严峻的国家或地区实施经济和社会基础设施领域的援助,将有助于提高援助的有效性;同时,我国政府应加强与非洲受援国的政策沟通,优化援助政策,促进援助政策与投资政策、贸易政策的结合,减少东道国腐败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不利影响,促进中国对非援助和直接投资高效有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