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绘画与国画其实是同源的。早在还没有“国画”的时候,彩陶就已经产生了。而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下来,陶瓷绘画受国画的影响极大。例如磁州窑的陶瓷绘画上,便有李公麟,武宗元白描意味的“童子垂钓图”和“珍珠地划花人物瓶”,赵佶墨竹笔意的“磁州窑白地张家造款黑竹叶纹枕”,宋代院体花鸟画在磁州窑器皿上的表现;自元以来的青花瓷器,更与绘画水墨有着殊途同归的艺术审美取向,而明清青花山水画受当时画坛山水画成就的影响就更清晰可见。而晚清出现的浅绛彩,更是受当时文人画董其昌思想的巨大影响:崇尚“元四家”黄公望等淡墨枯笔勾皴而淡赭渲染的山水画,企望在瓷器绘画上实现其效果。时至今日,面临东西文化的巨大碰撞,传统的审美标准已经不能满足现代人的视觉体验。陶瓷绘画作为一个本身就很“传统”的领域,如何在现代的语境下发扬中国传统文化更是这一领域的重要议题。赫博特·里德曾说过:“陶器既是一切艺术中最简单的,也是最困难的……这种艺术是如此的与本土文化上之各种需要密切不可分,以至每一种民族的本土文化精神,都必然会在这种媒介中寻求他的表现。”这里便隐含了个如何观照中国作为陶瓷古国的传承问题。当然,完全割裂传统是不可能的,如何利用以及创造具有当今“中国特色”的陶瓷绘画便成了艺术家所关注的问题。艺评家皮道坚。将陶艺的此种情况与中国画的发展相提并论,他说:“在中国当代艺术精神中,就物质媒材的古老,艺术传统的悠久博大深厚而言,陶艺语言与水墨艺术语言具有相近的性质和相同的文化背景,也都同样面临在东西文化的碰撞中如何更好地利用文化资源,因势利导完成自身现代嬗变的问题.”国画亦是自80年代以来,受到现代艺术的影响,发生几乎根本性的变化。从早期的谷文达,吴山专等人的水墨装置的出现,到至今尉小榕,林海钟等以水墨为笔记记录当下生活的创作形态,已经与传统中国画程式化倾向大相径庭。而陶瓷绘画的变化则更为剧烈:当今的陶瓷绘画创作是一个从传统的“器”的概念变为纯“艺”的过程。中国当代陶瓷绘画也从早期邓白、陈若菊、等先行者把自己的创作理念绘于现成的胎上到如今刘正、白明、胡小军等艺术家不仅对釉料的用法有所突破,而且直接参与到器形的设计中。至此,当代中国的陶瓷绘画开始关注造型与绘画相结合的问题,陶艺家不再是手工作坊式流水化生产线中的一个环节,而是亲自参与到从制坯到绘画到釉色到烧成的过程中。不再以“装饰”“实用”为最终目的,很多时候,会借用雕塑语言和粘土本身的特性来实现自己的艺术理念。当代的陶瓷绘画便成了当代艺术中一个以陶瓷材料作为、主要创作媒介的分支,成为当代艺术家用以表达自身创作理念的工具。更有甚者,当代陶艺家把制陶的整个过程看作自己生命体验的缩影,从选料制坯到上釉烧成每个环节都饱含其对泥土的敬仰以及对生命的热爱之情。致使当代陶艺家的作品不再只是“器”而被陶艺家赋予了新的内容。大多是“活”的,是有生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