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民群众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一变化对人们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2010年中国“六普”公布的全国总人口为1370536875人,而我国的农民工总量约2.6亿,几乎占全国总人口的19%左右,这一庞大群体的思想观念与价值取向等特征以及对中国社会发展、经济运行可能产生何种影响,这些都决定了对农民工群体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性,尤其是研究农民工新老交替的延续。认真开展对农民工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方面的实证应用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论文主要是通过对在安徽省合肥市务工的农民工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来研究农民工的内心世界、价值观念和生育倾向追求,深度剖析与农民工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具有密切关系的内在因素。时过境迁,与传统社会相比,农民工的生育意愿已弱化很多。2013年,国家实施“单独二孩”的计划生育政策,国家政策的调整对农民工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具体产生何种影响?农民工面对新的社会经济、政治形式在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上有何变化和反应?进一步探讨我国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革对农民工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影响程度如何?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需要认真总结和跟踪研究农民工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变化特征、发展趋势以及对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所带来的影响,以期为国家解决农民工问题建言献策、提供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可行性的对策和建议。同时,论文结合西方的孩子成本与效用理论、财富流理论等深入分析农民工的生育意愿与实际的生育行为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在理想孩子数量上,农民工的理想孩子数量一般会比实际生育的孩子数量多,在限定生育两个孩子的情况下,期望儿女双全的农民工居多。而且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的意愿孩子数量都是一个或两个孩子；笫二,在理想孩子性别偏好上,第一代农民工希望多生育孩子,多生育男孩。在孩子的性别偏好方面,新生代农民工的偏好倾向大为减弱,重视男孩与女孩平等,追求只生一个孩子,不分男女；第三,在理想生育孩子时间及其间隔上,第一代农民工结婚较早,生育第一个孩子的时间也较早,而且,生育孩子间隔很短,孩子之间的年龄相差不大。新生代农民工结婚时间晚,生育第一个孩子时间也较晚,大部分是晚婚晚育类型的,在生育孩子间隔上,他们中结婚较早的,生育孩子间隔时间就会相对较长。由此,综合在合肥市务工的农民工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变化特征,可以得出一些基本结论：第一,农民工理想的子女数出现大幅下降。生育一个或两个孩子已成为农民工意愿子女数绝对的主流观念,生育三个或者以上的子女数所占比例极小；第二,农民工性别偏好意愿有所淡化。仍有一半以上的农民工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依然期望生育男孩或者儿女双全。农民工的意愿性别偏好思想还在慢慢的转变之中,仍然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性别选择的倾向,特别是生育较多孩子时,男女性别比会出现偏高的现象。如果符合计划生育政策条件、经济状况允许,他们期望的最好的结果是生育一双儿女；第三,农民工生育时间分为第一胎生育时间和第二胎生育时间,一般来说,他们第一胎生育时间通常在结婚后一两年之内,而生育第二胎的大致时间间隔在三年到三年半左右；第四,农民工无法实现生育孩子数量的目标时,通常希望提高孩子的质量来实现自己的生育意愿,以孩子质量的提高来代替对孩子数量的追求。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首先,国家应该在满足人民群众的生育权利、生育意愿的期待与国家的生育政策调整方面做出适度的平衡,使之既能满足国家的发展需要又能照顾到人们的生育权利、生育意愿的实现。其次,国家生育政策的适度调整对于国家、家庭乃至个人都会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值得进一步探索其实施的可行性。总之,在安徽合肥务工的农民工群体,他们的理想的生育意愿与实际具体的生育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从传统婚育观向现代价值观的转变,从落后、保守向文明、开放化方向转变,他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工作状态、精神风貌也在逐步向现代文明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