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学校共生教育形式繁琐、效果低下的现象,本研究试图从贵州占里社会系统开展共生教育时的经验出发,寻找改革学校共生教育的途径。生态坏境的改善、信息社会的到来,都要求新的时代走向共生,促进社会共生关系进一步改善。学校教育理论与实践在回应时代的这种呼唤上表现出了一贯的敏感性与积极性。但是由于学校共生教育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传统,其在培养具有完整环境观(自然生态观与人际合作观)的人才上采用了分科式的课程与教学以及科学世界式的教学方法。学校共生教育把自然生态教育与人际情感的培养分开进行,过于强调知识的学习与掌握,这样在客观上割裂了儿童经验的整体性、儿童情感的一体性。其结果造成他们情感与行为迁移上的困难、知行脱节、个性发展被忽视、学习兴趣缺乏、积极性不高,道德教育效果低下。学校共生教育问题如此之重重,校外教育系统在开展共生教育时,究竟面临何种境况?笔者选择了从江占里侗族村寨为调查个案,发现了占里社会的共生文化。在占里的居住环境、生产环境以及社会生活环境中,人们表现出了环境观的整体性、知情意行的一致性、自然生态观与人际合作观的交互性。笔者进而探寻出了占里社会共生教育的秘密所在：第一,人、自然、他人是占里共生教育的三大要素；第二,人与自然关系、人际关系的相互协调是占里共生教育的实质；第三,日常生产、生活活动是占里共生教育的依托；第四,生产实践基础上的交往实践是占里共生教育的机制。最后,文章在反思学校共生教育实践弊端的基础上,认为占里共生教育实践对学校共生教育具有如下启示：(1)共生性人才的培养是学校共生教育的最终目的；(2)学校共生教育应该注意构筑共生的教育环境；(3)学校共生教育应注意生态环境教育与人际互助教育之间的连接：(4)学校共生教育应注重学生日常生活中交往实践活动的作用：(5)学校共生教育应该明确自己的教育界限。本研究立足共生理论、泛教育理论以及马克思的交往实践理论,在研究方法上综合使用了文献法、调查法以及比较分析法。作为本研究之基础的“共生”与“共生教育”,笔者在引言部分对其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并进而明确了本文意义上二者的概念。本文认为,共生意味着在允许异质、差异、竞争的基础上,走向相互间同质性的、和谐性的、共同化的利益追求的“过程”与“结果”。个性、差异是共生的基础,求同、协调是共生的实质。共生教育指的是在某种共生性的环境中促进具有共生性思维、人格品质与行为习惯的人才的生成的教育。本文意义上的共生品质是人与自然关系、人际关系的协调与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