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作为道家经典读物译介至西方已逾百年。随着第一本德语译本于1921年问世,后续又有选节本及全译本陆续出现,道家文化也在德语世界中不断掀起东方热潮。其中最具代表性及影响力的译本分别为R. Wilhelm于1912年所译《庄子：南华真经》1以及1998年由S. Schuhmacher从美国汉学家Victor Mair英译本翻译而来的完整版《庄子：自然之书——无用之用及慢文化》2。而对《庄子》译本系统性的翻译批评则尚乏人试足,故笔者试图以互文性的视角解读以上两个译本中译者主体性的发挥。首先须阐明的是选用以上两个译本作为翻译批评研究对象的原因：两本德语译本都为转译作品,在作翻译对比时处于同一对比层面。Wilhlem版本的译本虽由其直接从汉语翻译至德语,但由于Wilhelm汉语水平有限,对于原文中艰涩的文言理解水平有限,由当时的清朝大儒劳乃宣辅助翻译,Wilhelm再根据劳的解读译成德语,这个过程也可视为“转译”,所以同Schuhmacher由英译文转译成德语译本有异曲同工之处,故两个译本有可比性,并作为翻译研究的对象有其合理性。且Schuhmacher版本的译本出版商即为英译本的译者Mair,意味着Schuhmacher的转译被原译者所认可。为了彰显这样的译者关系,本文分别将译本涉及的译者并列例举,视为德语译本的共同译者。《庄子》原文本中丰厚精深的语言文化因其充满了层层叠叠的指涉互文关系而深奥难解,故译本对于互文性的阐释及再现构成了译文最大的难点,也成为译者主体性发挥的一大空间。互文性在本文中有两层含义：一,原文本中的互文性现象；二,译者对待互文性所采取的翻译方法,也即以怎样的手法再现原文中的互文性。所以本文的立足点在于,从互文性视角出发,对译者就互文性现象的处理手法进行分析以解读出译者主体性的发挥。而本文的创新之处也在于,本文的立意在于解读译者对互文性的处理方式,而非对其进行翻译方法优劣与否的评价。本文的主体由以下两部分构成：其一,对两个译本中派生文本的对比分析。根据互文性理论,派生文本是互文性文本的一种,通常以前言、导言、编者注、词汇索引等方式出现。通过对两本译作中派生文本的分析,可以窥见译者对于原文本的个人立场、翻译理念等主体性选择趋向。其二,对译本中主要文本的对比分析。这一部分分析的重点在于译者对原文本互文性现象的再现手法。所以笔者重点摘取了《庄子》中互文性最具代表的两类现象：道家名词及庄子寓言中的关键性名词。从对这两类名词的翻译再现上观察译者的主体性选择。通过以上两部分的分析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即使受同样的翻译理念的驱动,即将原作以最好的方式呈现在目的语读者面前,但由于个人对于原作解读方式,译者的职业背景以及译作产生的时代背景等因素的差异,两位译者对于原作中互文性的处理手法也截然不同。Wilhelm/Lao的版本更偏重于引入目的语中的互文文本来重新阐释原作中的互文性想象,比如从《浮士德》及德语版《圣经》中抽取相关联的元素,使得20世纪初对于东方哲学几乎无所知的西方读者能更好的接受异文化,从而引发西方世界研读《庄子》的兴趣。而S. Schuhmacher版本的英译者Mair在1994年译介《庄子》时,各种版本的《庄子》译本也已存在百年,译语世界的读者对于原作也有一定的认知水平,作为汉学家的Mair试图重点突出原著中庄子汪洋肆意的文学性。所以Schuhmacher/Mair版本的译作对原文更倾向于逐字逐句亦步亦趋的再现,对于原文中的互文性现象也是尽可能采取意译,并在附录的词汇索引中再对相关名词进行详细的阐释。不可忽视的是,Schuhmacher/Mair版本的意译所用词汇也或多或少带有目的语互文文本。由此可见,两版的译者皆使用了互文性的手法去再现原文的互文现象,只是具体手法各有千秋。诚如哈罗德·布鲁姆所言,任何一种阅读或阐释都是“误读”,但“误读”绝非是错误的理解,而是一种创造性的理解,这对于翻译也同样适用。所以本文只立足于解读两本译作而不作任何形式的价值判断,且这两本译本至今的影响力早已证明了其成功性。再者,不同译本的出现也丰富了目的语世界中《庄子》文本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