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能源市场是21世纪变化最为剧烈的领域之一。在2008年下半年经历了“高台跳水”之后,国际原油价格从2009年开始随着经济的回暖恢复了增长态势,并在云波诡谲的国际政治局势中震荡起伏,曾一度突破140美元/桶,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在此期间,包括中国在内的诸多国家工业成本持续上涨,通货膨胀不断升温,制造行业大量停滞,经济陷入了困局之中。时至2014年下半年,由于美国经济回暖、美元走强导致大宗商品价格走低,中国经济放缓对国际原油的需求降低等因素,共同引发国际原油价格暴跌,使WTI油价降至5年以来的最低点——45美元/桶,对国际能源市场带来新一轮价格震荡,更增加了能源价格未来走势的未知性。在以中国为主的新兴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美国和加拿大等发达国家技术革命和政治经济博弈的背景下,能源技术、国际能源供求格局和能源地缘政治等方面均面临着重大变革,而这些变革也无一不加强了能源价格的波动与不确定性。为了探究西方国家石油经济的相关理论是否适用于我国宏观经济情况,本文首先以Mork(1989)等学者的研究方法为基础,在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的框架下,探究国际原油价格及其上涨与下跌对我国国民生产总值、消费品物价指数、货币发行总量等主要宏观经济变量是否存在显著影响、影响效果如何等问题。实证结果表明我国生产总值、消费物价水平和货币总量等宏观经济变量与国际油价冲击间的联动关系较为明显。受到一单位正向的油价冲击后,原材料成本的上浮经产业链传递至消费品价格,导致物价水平与油价呈同向变化,并在较长时间内保持上升的态势,产出水平会在短期内出现下滑,并在半年后逐渐稳定。由于生产所需资金的增加,加之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调控物价,市场上的货币供应量在短期内持续下滑。在明晰了国际油价对我国经济确实产生影响后,本文试图探究国际油价是通过何种途径扰动我国经济的。为此,文章分别介绍了石油作为重要生产原料的商品属性以及作为大宗商品的金融属性,并以美国金融市场为例详述了国际原油波动对汇率、大宗商品、股票市场和货币政策工具的影响效果。据此推测,国际原油价格可通过金融市场向我国经济传导其冲击作用。于是,文章建立全球向量自回归模型,将这一问题置入含有33个国家经济及会融指标的模型框架内进行分析。该模型的实证结果显示,我国的物价水平受到国际油价波动以及由此产生的国际股票价格变化的显著影响——在油价上涨后将承受上浮的压力,并在各国股票价格走低的双重影响下逐渐上涨。反之,油价的下跌会提振大多国家的股票市场,同时我国的物价水平也会出现下降的趋势。基于石油的商品属性,文章使用DSGE模型建立了以石油为生产要素的两套经济系统,并设定在两套模型中分别使用价格型货币政策规则和数量型货币政策规则,以检验哪种规则在油价冲击发生后的货币政策调控效果更佳。其中生产者以原油为生产资料,原油消耗量与生产者的资本量和资本利用率相互影响,并决定着最终的产出水平,突出了原油在生产环节的地位。在对油价进行一单位难向冲击后,国际油价的提高引发了生产成本的上升,能源要素在生产环节中将占用更多的资本并降低了产量水平,脉冲响应函数显示产出、资本和消费量三种变量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削减；同时通货膨胀率上升,并导致了消费水平的下降,使得实际货币余额骤升。而在对货币政策和油价波动进行联动的政策实验中,当利率与国际油价冲击间建立币向的联动关系时,产出水平的响应路径则会由于利率的上涨而经历骤降,并在随后迅速向稳念水平恢复；其间物价水平会因为利率的上涨而偏于下行,在这种情况下产出水平将受到较大损失。而若油价上涨时恰逢央行降低了利率水平,产出水平则会由于利率的下调而大幅上升,但物价水平却会上升至高位。相对而言,数量型规则在对通胀率的调控与影响方面和价格型规则调控表现较为相似,但会导致产出水平在相对较长的时间内低于稳态水平。接下来,同时基于石油的商品属性与金融属性,文章在原DSGE模型的基础上所用的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金融加速器”的设定,强调了金融板块在油价冲击和货币政策冲击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产生的作用。货币政策与油价联动的政策试验显示,若央行针对原油价格上涨实施紧缩的价格型货币政策,则产出受到冲击骤降后短期内将处于较低水平,但恢复速度比无金融加速器的模型中快；同时通货膨胀率也将经历骤降,且下降幅度相对较大,恢复速度也相对较快；股票价格在经历骤降并恢复至高于稳态的水平。对比价格规则货币政策环境下的双重冲击,在货币增速和国际油价同时冲击经济时,通货膨胀率的反应路径会更加曲折复杂,其恢复稳态的时间也会更久,但波动的幅度要远低于利率下调加上油价上涨的复合效果。相同程度的货币供应量调控对经济的冲击幅度要远低于利率调控的影响力,且利率变化对经济的影响时间比货币供应冲击后经济的恢复时间要短得多。基于上述实证与政策试验结果所得到的结论,本文分别针对国际油价波动和我国货币政策规则选择两方面提出了几点建议。首先,为了削弱国际原油价格对我国经济的掣肘,应加大国内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力度,发展新能源技术,积极开发国际原油的替代能源；同时加快国内石油金融市场的建设,争取原油定价话语权。而为了在应对国际能源价格冲击,合理进行货币政策调控方面,应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稳步推进泰勒规则在我国货币政策中的应用,提高货币政策调控效率。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1)使用DSGE模型模拟油价波动对经济的冲击,但基于我国经济情况构建模型比较国际油价波动下不同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文章却未见于世；(2)在分析国际油价变化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效果时,特别注重了金融市场的传导作用；(3)采用国内较少使用的全球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国际油价冲击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及其传导渠道,将其他国家经济波动对我国经济的影响纳入影响因素范围,并重点考察了金融市场对油价冲击的传导作用。而不足之处在于：(1)由于我国股票价格和长期利率等宏观数据的有效长度不足,故无法将中国的股票价格和长期利率纳入油价冲击传导机制在全球经济模型的考察范围；(2)本文设计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主要是检验国内货币政策和国际油价冲击对我国主要经济变量的影响效果,属于封闭经济模型。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可逐步放宽限制条件,将人民币汇率变动以及我国商品进出口等元素加入模型当中；(3)因本文的DSGE模型没有区分油价波动的成因对油价冲击影响的不同作用。在未来的研究中,作者也将尝试用上述思路对原模型进行修改完善,使模型的设计更加贴近实际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