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领导权提升研究,是一个具有强烈时代性和实践性的命题。历史是现实的基础,越是时代性的问题,就越是离不开对历史的回顾。理论是实践的先导,实践意义越强的问题,就越要保证指导理论的正确。依据“历史——现实”、“理论——实践”的逻辑,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出发,总结分析主要无产阶级政党意识形态工作经验,对探寻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领导权提升之路具有重要意义。在马克思的视域中,意识形态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适应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代表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观念的总和。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维护阶级统治的重要工具,与政权有着天然的联系,实现了对意识形态的领导,也就实现了对思想文化的引领。自人类社会发展进入阶级社会以来,社会分工使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相分离,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长期由统治阶级掌控,被统治阶级不仅受物质生活的奴役,还受精神生活的控制。奴隶阶级和农民阶级受自身能力的限制,并不具备认清意识形态问题本质的能力,从未提出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诉求,直到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这种局面才得以打破。因此,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这一问题,是应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而被提出的。马克思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展开了最为彻底的批判,并且在意识形态批判中创立了唯物史观,为无产阶级深刻认识意识形态本质、科学开展意识形态工作、全面夺取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提供了最基本、最完备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卢卡奇和葛兰西等无产阶级思想家、革命家对意识形态问题和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也展开了理论探索。列宁和毛泽东作为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更是将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问题由理论转化为实践,分别开辟了意识形态工作的“灌输论”和“统一战线理论”,取得了显著成效。但由于列宁的继任者们既没有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也没有正确坚持列宁主义,致使苏联经济社会发展严重失调、党内政治斗争不断、严重脱离群众、个人主义思潮盛行,在内部矛盾重重的情况下,又遭到西方意识形态的猛烈冲击,致使苏联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溃败,这成为苏联解体、苏联共产党垮台的重要原因。与苏联共产党形成鲜明对比,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高度重视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改革开放初期,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通过思想领域内的扰乱拨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继承并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以江泽民、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第四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探索适合中国实际的意识形态工作道路,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打造成具有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时代性的意识形态,奠定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地位的基础,巩固了中国共产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着新形势。个人意识多元化发生新变化,西方敌对势力开辟虚假意识形态入侵新途径,网络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阵地等等。在此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提出必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重大任务,从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范畴、目标任务和主体责任出发,提出了新思路、新方法、新要求,大大拓宽了意识形态理论认知范畴,并从三个维度——话语维度、管理维度、制度维度着手,探寻新时代提升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路径。话语是意识形态的基本载体,话语具备的教育、解释功能,历来都是意识形态工作最直接的方式。发挥话语的权力属性,可以凝聚个人意识,引领公众舆论走向,解答社会热点问题,揭露错误思潮本质,抵御意识形态入侵,防范意识形态风险。但是,话语是人为创造的,从话语维度开展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提,是话语主体要按意识形态工作需要发出话语,而不能各自为政,散漫失序,这就需要引入管理维度。事实上,意识形态工作的管理维度不仅包括对话语主体的管理,还包括对与意识形态工作相关的各种社会资源的管理。总体上看,从管理维度开展意识形态工作,就是通过对各种意识形态资源实施合法管理,使其按管理者意愿开展意识形态工作,来影响并改变社会中存在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成员个人意识,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巩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在社会中的领导地位。如果我们把话语维度看作在意识层面开展的直接工作,那么管理维度就是在物质层面打下的坚实基础。但要让这两个维度中的理论构思能够在实际工作中落实,还需要制度维度提供的约束与监督。在制度维度开展意识形态工作,就是通过制度的方式、凭借制度的力量、发挥制度的优势,促使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维度的提升、尺度的统一、向度的稳固,增强意识形态工作效力,全面提升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话语维度是前提,管理维度是基础,制度维度是保障,共同构成了新时代提升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的着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