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佛典翻译是一项绵延千年的浩大文化工程。它不仅给我们带来了丰厚的异域文化营养,而且还给我们留下了尘封已久的丰富“译道”。这“译道”是中国古代“文道”在佛经翻译领域的扩展,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这一“译道”的价值愈显巨大,余温愈感炙热,现代意义愈加显现。中国古代佛典“译道”无疑带有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鲜明特点,它既揭示了人类翻译活动的普遍规律,又蕴含着中国译人的翻译境界。正是中国古代佛典“译道”所蕴涵的普遍规律,把中国翻译与世界翻译活动紧密地联系起来；也正是中国古代佛典“译道”所蕴含的中华民族个性将之区别于世界译论体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学术研究开始向现代转型,中国的翻译理论研究也开始向现代转型。伴随这一转型的是蜂拥而入的西方翻译理论——语言学翻译理论、功能派翻译理论、文化转向等光鲜亮丽的学说,着实让国内译界学人眼花缭乱,大开眼界!面对五光十色、颇具吸引力的外来译论,我们似乎有点藐视甚至是忘记了自己的先人在翻译领域的建树。尽管国内不少学者呼吁重视对中国古代翻译传统的传承和研究,我国译界漠视甚至否定中国古代译论的声音仍不绝于耳。在今天西方译论话语权如此强大、一统天下的情况下,我们愈感有必要全面观察我国古代佛典“译道”,以知识谱系之方法予以梳理,重识其思想体系,撷取其宝贵资源,建构融合成新的理论,并以现代的宏观视野、开放的心态、严谨的态度对其予以现代阐释,使之转化走进今口的翻译理论园地,融入到现代的翻译理论体系中。这一研究旨在提振国人的民族自信心,传承中华文脉,打破西方译论逻各斯中心主义,争取为中西译论平等对话提供宝贵的语料；同时,也能古为今用,为今天的翻译学科建设提供理论支撑,为今日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提供有益的启示。就此而论,研究我国古代佛典“译道”无疑是十分有必要的。本文拟以“历史优先”、“互为主体”和“自圆其说”的三原则为指导,从知识谱系学的研究视角出发,借用现代多重诗学理念为观察导向,以释僧祜的《出三藏记集》、释慧皎的《高僧传》、释道宣的《续高僧传》、释玄奘和释辩机的《大唐西域记》和释赞宁的《宋高僧传》等文献为主要史料,对中国古代佛典“译道”知识谱系的起源和建构进行动态历史的描述。在强调佛典“译道”的民族个性的同时,也力图勾勒出贯穿在佛典“译道”发展史中的主要线索和内在理路,同时对这一知识谱系给予现代文化视角关照下的阐释,旨在找出其民族个性和现代翻译诗学的通约性,总结其在中国译学发展过程中的张力及在新形势下对中华文化外译以及翻译学科理论建构的启示。本文使用“译道”而非“译论”、“译学”、“翻译诗学”或其他术语,这主要是因为“译道”更具中华文化重体悟而轻理性逻辑分析的特色,且在语义范畴等方面还有别于其他术语。然而,本文使用“译道”的同时,并非拒绝“译论”、“译学”、“翻译诗学”或其他术语。相反,本文在必要时也会时常使用“译论”、“译学”、“翻译诗学”或其他术语,以求厘清相关论点和概念。中国古代佛典“译道”的形成绝非一日之功,它经历了上千年的风雨洗涤,吸纳了无数佛僧翻译大家的辛勤奉献,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而又丰富的中国古代佛典“译道”的知识谱系。这一知识谱系既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个性,又具有人类翻译活动的通约性和开放性。所谓民族文化个性,就是说“译道”生长于中国传统文化之沃土,受益于中国古代文化这一参照体系。该参照体系山三个层面构成,即文化居上层,文论、文道和诗学居中层,译论、“译道”和翻译诗学居下层。就其翻译本体论而言,中国古代佛典“译道”由译文论、原文论、译者论和方法论构成；就其文化特征而论,中国古代佛典“译道”的个性框架由三层境界构成：即从其本体观来看,中国古代“译道”具有现实境界；从功能观来看,中国古代“译道”具有社会境界；从人生观来看,中国古代“译道”具有理想境界。三者各有其关注点：现实境界聚焦于翻译本体论方面的内容,即何为翻译、如何翻译、为何翻译；社会境界关注翻译对社会的影响作用和社会对翻译的影响作用,换言之,就是关注翻译标准的制定和运作；理想境界则是重视译者在整个翻译活动中的精神境界的表现,即译者本人对翻译活动的影响和翻译活动对译者本人人格的影响和塑造。所谓翻译的通约性和开放性,就是指中国古代佛典“译道”具有人类翻译活动的“普世语法”特点,既能有效地融入到现代翻译学科的理论建构中,又能为当前的中华文化外译提供宝贵的启示和参考作用。鉴于中国古代佛典“译道”是围绕“人”展开的,因此其基本理念在本质上是“人道之论”。这一“译道”可以从西方翻译理论视角来解读,使之成为当代翻译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可用西方话语的裁剪机进行任意宰割,使之成为西方译论话语的奴隶。本学位论文期望的创新点为：第一、新的理论视角引入。本研究以知识谱系的视角和方法来梳理中国古代佛典“译道”的谱系,并从多重诗学理念予以阐释,旨在找出其民族个性和现代翻译诗学的通约性。第二、全面梳理中国古代佛典“译道”的知识谱系,揭示该体系存在背后的存在,彰显中华古代诗学的魅力和张力,使之能平等与西方译论对话,更重要的是将之融入到当代世界翻译理论体系中去。第三、拓展传统人们对中国古代佛典“译道”的狭隘认识。第四、反思中国古代佛典“译道”并讨论其对当前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启示。本论文由七个部分组成。第一章是绪论。本章详细介绍了论文之缘起、论文研究之内容、研究目标及意义、研究原则及方法、本文创新点及其贡献以及论文结构。第二章是文献综述,分别从专著、文集及论文三种文献形式综述了国内学人就中国古代佛典翻译活动已有的研究成果,评述了这些成果。第三章论述了“译道”、译学与文道之间的关系,尝试将这些术语以符合科学实际的方式予以定义,同时厘清三者之间的关系。第四章梳理构成中国古代佛典“译道”知识谱系的四论,即译文论、原文论、译者论和方法论,并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阐述其思想内容及实践特点。第五章全面分析和阐释了佛典“译道”的三个境界,即现实境界、社会境界和理想境界,揭示其民族个性及现代性。第六章讨论了中国古代佛典“译道”的启示及作者的反思。第七章是对全文的总结,陈述了本论文的得失,并就该课题今后的深入研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