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抗日小说”是本论文的研究对象,它基本指涉孙犁前期的小说创作,截至1956年《铁木前传》为止,稍微延伸到《风云初记》的六十年代出版情况。这是因为其主要的文学创作基本与抗日有关,而小说产生的影响最大的缘故。本论文力求突破以往的封闭式研究,将孙犁文学纳入一种充满变数的历史空间之中,展开一种全新的研究视野。论文主要分为序论和三章的整体结构:序论部分详细阐明了论文的研究对象、孙犁文学的研究现状及其问题,以及本论文所要达到的目标和研究的方法问题,是对以往研究的分析性总结,指出了我们的研究策略。然后主体分三章进行研究。第一部分主要研究孙犁文学的创作心路历程。第一、二节涉及孙犁文学的创作起源、文学风格形成的心理基础,包括感性审美和理性的平衡。通过对“冀中一日”运动的考察,论文提出了一种观点:孙犁文学的诞生具有审美和革命的功利性二重特征,而我们现在则往往被第一种特点掩盖了第二特点。第三节接继第一节所论述,探讨了孙犁文学所具有的古典文学情趣和现代浪漫文学经验,是生成孙犁抗战文学风格的根本原因。文章进一步论述了孙犁文学与魏晋文学有某些神韵上的相似,但又因为缺少了存在论的道境,又发生了某些差异。这是一种从生活史和心灵史探源的研究。第四节主要涉及在革命征途中,作为文学家的孙犁所具有的生存困惑,这涉及孙犁文学更为表层的意识状态。而他将这种生存困惑用文学的方式进行表述出来以后,就成为一种伦理叙事形态。孙犁作为革命作家当然与意识形态叙事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生命生存叙事。事实上,在孙犁的生命历程中,革命确实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件,然而孙犁的革命起点固然与民族家国有关,但是,孙犁的“革命”比这个宏大叙事早得多,这个革命就是所谓的像孙犁小说中的有些人物一样,首先爆发在婚姻之内,是一种婚姻革命。只是婚姻革命的结果即所谓“出走”京师的失败,使他尝试到了一个下层社会具有自尊的知识分子,其社会身份在整个生活世界的失败,而抗战的出现恰好在一定的程度上弥合了婚姻革命和身份革命的双重愿望,然而也正是这点,使他陷入了更加深刻的社会现实和生命本身的矛盾之中。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孙犁的文学创作的确具有一种苦闷的发散与象征。最后一直到孙犁疾病的爆发,就是这种种矛盾无法承受的表现。第二部分,主要考察孙犁文学的一个重要文学现象,即突出的女性形象问题。不管孙犁是否有意,我们通过对于他的女性人物的解读,深刻地发现了孙犁文学中女性形象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的仓皇失措,一种与时代密切关联的悲剧性命运。文章主要通过几个人物完成这一历史语境的解读,她们是《走出之后》的王振中,《荷花淀》的水生嫂,《钟》的慧秀,《村歌》的双眉,《看护》的刘兰、《风云初记》的李佩钟和《铁木前传》的小满,我们通过这七个女性的形象解读,完成了这一历史发现。这里运用的方法主要是女性主义的研究方法,放在了具体的历史语境之中进行解读,成为一种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结合试验。这一部分的目的不是为了研究单纯的某个女性形象,而是通过这系列女性形象,来揭示现代中国历史深层变动中那些被主流意识形态话语遮蔽的人的真正的生存状态。特别是对于李佩钟与小满的解读,作者认为可以将孙犁本人的女性理想和对于女性命运的真正关怀,联系起来,这与第一部分形成重要的相互参照的对读。第三部分,研究孙犁文学的另一重要文学现象:卓越的风景描写。文章第一次大规模地找出了孙犁文学风景的精彩段落,这些精彩段落非常传神地完成了抗战时期北国乡村世界的真实写照,并由此进一步解释了这些文学风景的描写特征与创作主体的复杂关系。孙犁作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革命集体意志在文学风景中潜在地起到了支配作用,并进一步从现代文学史的历程中,揭示出孙犁文学的这种他人无法达到的文学特质。而这种特质与他将抗战根据地作为“家园”的潜在意识联系在一起,并将《风云初记》第三部作为一个经典文本解读,深刻地揭示出孙犁从荷淀清风般的透明到风云景观的深沉复杂的巨大变化,显现了这十年革命历程对于作家的深刻影响。本论文的写作将孙犁的文学创作放在了整个现代文学的历史中进行考察,同时将孙犁的生平经历、人生的偶然性与历史的脚步碰撞,在做到知人论世的同时,显示出一种对于历史结构性把握的企图。因此,孙犁抗日小说研究实际是将孙犁作为一个特例,来研究进入现代以来的中国普通人的命运问题;论文借鉴了西方文论的研究方法和传统的知人论世法,其成功与否期待专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