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臣之“家”,在西周和春秋时期指的是建立在卿大夫的宗族和采邑中的宗族、政权合一的机构。史书中的家臣通常指的就是西周春秋时期周王室卿大夫及列国卿大夫的臣属,负责管理卿大夫的宗族和采邑事务。家臣一词最早见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其文曰:“公臣不足,取于家臣。”《左传》在此之前,虽未明书“家臣”,但关于家臣之人、事,却已屡次提及;其后,关于家臣的记述更是不胜枚举。诸侯国的卿大夫家臣相对于国君而言又可被称为“陪臣”。春秋时期的列国家臣阶层在政坛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各国家臣中,又以鲁国的家臣最为活跃。鲁国的家臣制度,源于周代实行的宗法制和分封制。在这两种制度相结合的政治制度下,周王作为宗族的宗主和国家的统治者,对兄弟、功臣进行宗族和国土的分封,使其成为诸侯国君;在鲁国,国君再进行类似的分封以至于卿大夫;卿大夫又在“家”中设置了家臣。在家臣职官设置及职能方面,鲁国家臣体系带有明显的模仿周王室和鲁国公室官僚体系的特征,可称为“拟公性”。除此之外,春秋时期的鲁国家臣还体现出双重性、宗法性和流动性的特性。春秋时期,鲁国卿大夫的宗族和采邑不断扩大,为了能够很好的管理宗族和采邑事务,他们设置了更多的家臣,促进了鲁国家臣制度的完善。鲁国家臣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对家主都有很强的依附性或者依赖性,其利益是与卿大夫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为了保护自身权益,家臣唯家主之命是听,成为卿大夫的附庸。卿大夫的家臣,相对于国君来说是一种离心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国君的权力。后来,随着私欲的膨胀,家臣又逐渐成为既背离家主,又与国君相离心的势力。春秋时期,更为先进的县、郡制已经在一些国家确立并开始推广,但这一制度在鲁国却迟迟未能推行。春秋中后期,随着鲁国卿大夫们日益将主要精力放在了互相争权夺利上,各种权力越来越多的下放到家臣手中,致使一些地位较高、比较特殊,因而受到重用的家臣逐渐掌握了卿大夫的宗族或采邑中的大权,这种现象在鲁国“三桓”的采邑上最为严重。久而久之,这些掌握了大权的家臣,私欲不断膨胀。为了扩大自身的利益,他们不断削弱家主的权力,甚至想要取而代之,公然“张公室”、“执国命”,以至于发动叛乱,沉重打击了三桓家族以及鲁国公室的权益。面对家臣对自身权力和利益形成的严重威胁,鲁国国君同卿大夫联合起来,决心铲除强势的家臣。在孔子的建议下,鲁国开始了拆除三桓采邑坚固的城防设施,即“堕三都”的行动,希望借此消除家臣的权力基础。但是,长期掌握采邑大权并受益匪浅的采邑家臣们对此则持强烈的反对意见。为了维护自身权益,他们再度发动叛乱。在经历了一次次家臣叛乱,付出惨重的代价之后,鲁国国君和卿大夫们终于逐步收回了家臣手中掌握的大权,削弱了家臣实力和家臣制度,导致了鲁国家臣制度的逐渐消亡和家臣阶层的日益没落。鲁国家臣的叛乱证明,以采邑制度为主的地方行政制度存在着诸多弊端,必然走向灭亡,新的中央集权制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