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后现代思潮传入大陆学界以来,对后现代史学的论争就成为史学领域的热点问题。后现代史学在大陆学界的传播历经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后现代史学研究的启蒙期;第二阶段,后现代史学研究的碰撞期;第三阶段,后现代史学研究的深入发展期。总体而言,大陆学界对其还处于基本认知阶段,研究正在逐渐深入,但已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近20年来,大陆学界围绕后现代史学理论是否具备研究价值,是否会导致历史虚无主义和非理性主义,“语言学转向”是否会解构历史的客观真实性等关键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取得阶段性成果。在了解学者们对后现代史学基本观点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对学者的讨论和研究进行理论反思。后现代理论的引入说明中国学者已经初步具备了对于异端理论的宽容胸怀,这是中国学术进步的标志性事件。学者们对这种全新的、前所未有的史学范型的讨论和认知存在的一些问题,譬如,学者们在对后现代史学的具体学理研究的同时,对后现代史学形成的本体论依据或社会基础研究不足,使人们对后现代何以产生的问题理解不够,影响了对它的接受和传播。学者们对后现代史学形成的认识论依据研究不足,使人们不能自觉地理解后现代史学的出现实际上是新的历史时期,人们对历史的再认识。但即使后现代史学的出现有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依据,我们也不能忽视其理论的局限性,如果对后现代史学的局限性缺乏充分的理性、科学性分析,则会造成一方面赞成它的人带有盲目性的印记,而反对者则偏执一端。虽然后现代本身具有反理性的特点,但我们对它的分析则必需有足够的科学理性,客观地、准确地把握它的局限性,则更有利于对它的批判汲取,甚至传播。后现代史学和任何一种西方史学一样,是译介过来的舶来品,完全符合中国实际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不可照搬照用,但也不能不重视对它的研究:第一,对于处于国际学术前沿的理论动向和热点问题,我们要认真对其进行研究,并努力使自己的研究具有国际水准,若不如此,我们就无法与之对话,不仅会被人嘲笑,更重要的是会使自己失去很好的学习机会。第二,无论西方还是东方,既然都是人类社会,就会存在相通之处,其历史和文化就有可能相互具有借鉴或学习的价值。西方自近代以一直处于世界前列,因此,我们对西方思想的研究及其批判性吸收,无疑可以更好地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服务。总之,科学、理性地分析后现代史学合理性与局限性,批判地借鉴西方史学思想仍然是当前研究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