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伴随苏联、东欧等原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系的剧变,以所有制为核心的经济基础也由公有制变为私有制性质。与此同时,中国、越南等国也逐步放弃了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模式。在各国不断探索本国经济转型道路这一背景下,“转轨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逐渐获得学术界广泛的关注和研究。综合来看,经济转轨主要包含两个层次,一个是所有制基础的转变,即从公有制到私有制；另一个是经济运行机制的转变,即资源配置方式由计划经济体制转为市场经济体制。自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开始了经济体制的转变过程,这一过程中并没有彻底改变公有制基础,而是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的目标。同时,也没有采取激进式的转轨方式,而是采取了一种渐进式的转轨策略。这些有别于苏东国家体制转轨的特征使中国的转型自开始便带有其独特之处。特别是近年来,中国经济不断发展,国民生产总值连续多年保持在一个高速而又稳定的增长水平上,经济总量也跻身世界前三位,这些令世界瞩目的经济成果也推动了关于中国经济转轨进程的研究。在体制绩效方面,学界主要讨论的是激进式转轨和渐进式转轨不同路径下的绩效比较问题。从所有制角度入手,两种转轨方式下的公有制与私有制在经济中的地位存在着本质不同。只拿中国渐进式转轨来分析,虽然所有制层面未发生根本变动,但其国民经济体系内部的所有制结构在发生着变化。尽管这种变化相对激进式转轨来说较为缓慢,然而所有制成分的变动还是对于经济运行产生了显著影响。本文正是基于这种影响才进一步展开分析论述的。可以这样说,本文分析的是中国经济体制在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样一种渐进改革过程中,同一市场经济运行方式下不同所有制经济成分对于国民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绩效评价。在介绍完第一章节的背景与文献综述等导论内容后,本文主要内容围绕两大方面展开,即理论阐述部分和实证研究部分。理论阐述部分包括了文章的第二、三两章。第二章主要围绕经济体制转轨、所有制与经济体制绩效的含义进行分别论述；第三章则结合我国经济体制转轨历程,分阶段描述不同所有制成分发展变化情况,并就近些年“国退民进”、“国进民退”等现象进行了总结概述。实证研究部分包括了文章的第四章节,以工业为例实证分析了不同所有制成分的企业在我国经济转轨中的体制绩效。具体来看：本文第二章首先讨论了经济体制转轨的含义。可分为广义与狭义的理解：在广义方面,文章结合了资源占有制度安排、资源配置制度安排以及支持经济运行制度安排等三种经济体制的内涵来阐述经济体制转轨的广义上的含义；在狭义方面,文章参考世界银行的定义,认为经济体制转轨是指由中央计划经济向非集中化市场机制的过渡。根据广义与狭义的理解,本文将经济体制转轨的含义划分为资源占有、所有制角度与资源配置、经济运行角度这样两个层次。很明显,中国的经济体制转轨属于第二个层次,本文比较了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两种经济运行制度的优势与弊端。在对中国经济体制转轨进行概述时,分别从内容、特点以及转轨的目标与阶段进行展开论述。接下来在所有制方面,围绕所有制的含义和公有制、私有制以及混合所有制等三种所有制表现形式进行详细叙述。在展开分析不同所有制成分与我国经济体制转轨之间的关系时,本文着重阐述了所有制结构中经济成分出现的两个层面的变化,即体制内的效率改革和体制外的增量式改革,并说明了我国转轨过程中逐渐形成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多种所有制经济主体相互竞争的趋势与格局。针对所有制成分愈加多样化的趋势,本文还就改革开放以后不同所有制成分工业企业的范围与内涵进行了界定,这些不同所有制成分的工业企业包括：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民营企业、私营企业以及外资企业与港澳台资企业等。最后,经济体制绩效方面,本文结合经济体制的四种功能分析了经济体制绩效的含义和评价经济体制绩效的指标,同时还列举了本文选择评价绩效指标的原则。在分析转轨中不同所有制成分的体制绩效时,本文从绩效评价可比标准出发,阐述了选择以工业作为研究领域的理由,并按照经济影响层面的不同,将体制绩效分别划分为不同所有制成分对于国民经济的经济增长绩效与经济稳定绩效。本文的第三章讨论了转轨中不同所有制成分变化的历史回顾与现状,同时以政策为标准划分了三个阶段,即1978——1991年的初始阶段、1992——2002年的调整阶段以及2003年至今的深入阶段。各个阶段中,结合中央对于所有制领域出台的各项政策,分别论述各种所有制成分在这一阶段的发展情况。在接下来对于近些年“国退民进”与“国进民退”现象的分析中,本文总结并列举了大众各方观点意见,进一步说明了所有制领域主要经济成分进行绩效实证分析的必要性。本文第四章主要是实证研究部分,分别选取1978——1992年和1993——2011年两个阶段对不同所有制成分的体制绩效进行了分析。在模型选取上,本文以所有制比值绩效模型作为实证分析的核心工具。在每个阶段中,又将体制绩效分为所有制经济增长绩效与所有制经济稳定绩效,两种绩效分别收集数据代入模型进行计算。本文第五章节是结论与展望部分,结合实证分析的结果对不同所有制成分的体制绩效做出评价,同时根据不同所有制成分的相应绩效水平,就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所有制领域的改革甚至于我国今后经济体制转轨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了展望,提出了营造不同所有制主体平等竞争的市场地位和市场环境的建议以及所有制改革继续深入的制度保证。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在于：1、在梳理经济体制转轨的文献中,对于体制绩效的分析,学界更多的是从经济周期、GDP增长、各要素生产率甚至于政治与经济体系架构的关系来展开实证研究的,对于中国经济体制转轨也往往存在“成本-收益”的制度经济学范式或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中国模式”这样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研究。总体来说,各方研究的绩效切入点更多的是集中于转轨背后的制度设计与构建。本文选取中国经济渐进式转轨中的所有制角度,在公有制基础未发生根本变化的前提下,通过分析各所有制成分的绩效贡献来说明体制转轨所产生的体制绩效。和前人研究相比,本文角度较为独特,同时切入点细密深入,没有涉及转轨中影响体制绩效评价诸多因素的冗杂分析,而只是从一个特定层面进行深入发掘。近些年,各所有制成分的发展一直受到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同时前者又对于体制改革进程起着不同作用。考虑到社会大众始终关注并纠结于不同所有制成分在各行业中、在国民经济中等诸多领域所占比重的问题,衡量不同所有制成分的体制绩效就显得较为重要。换个角度来看,本文也是在一个特定层面上对于我国经济体制转轨效果做出一个评价,并就今后的改革发展提出有针对的建议与展望。2、本文将不同所有制成分的体制绩效分为经济增长绩效与经济稳定绩效,既考察了各所有制经济成分在经济增长方面的不同效果,也考察了其在经济长远发展、民生领域所做出的不同贡献。某种意义上而言,后者的绩效水平甚至更能说明该所有制成分对于经济的贡献度。因为,本文经济稳定绩效考察的是就业与纳税方面的绩效评估,这些更贴近、更能反映社会公共福利水平的高低。另一方面,包括经济增长在内,其最终目标都是提升民生大众的福利,后者的高低更是衡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因此分两个层面来评估不同所有制成分的体制绩效是适合的。同时,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1、在经济增长绩效的实证分析方面,并没有在相应统计年鉴内收集到能够衡量不同所有制成分企业的资源投入与产出的精确指标,在资源投入的指标上以企业资产作为代替可能会对结果产生一些误差。2、同样在实证分析方面,之所以分为两个阶段也是因为数据收集方面的困难,前后两个阶段中实证分析的对象存在某些差异,最初构想的是衡量国企、私企与外企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绩效趋势变动,最终只是衡量的1993年之后的绩效趋势,前一阶段则以国企、集体企业以及其他经济成分作为研究对象。这种不一致对于实证结果也会产生一些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