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40年代,战争破坏、资源匮乏等因素导致了农村家畜数量的减少与缺乏。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家畜养殖形势严峻,为恢复经济发展,改善农民生活水平,国家着重发展农村家畜养殖以助推工农业生产。石家庄政府响应国家号召,建立完善畜牧组织,改善家畜繁殖、防疫等条件,推动农村家畜养殖的发展。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等一系列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影响了家畜养殖的发展路径与模式。家畜养殖集体化的要求与农村资源匮乏以及饲养经验不足之间的矛盾,基层执行中的冒进情绪及强迫命令与农民利益之间的矛盾,造成了石家庄家畜养殖的“非正常化发展”,出现基层家畜养殖实践与国家治理逻辑不同步的现象。基于此,国家不断调整并落实家畜养殖政策,促使其进入良性发展。70年代,家畜养殖发展逐渐回稳,但深受革命化社会环境的影响,呈现出发展不平衡的阶段特征。在石家庄家畜养殖曲折的发展历程中,农民基于对自身利益的维护而产生了不同于上层制度安排的家畜养殖实践,当其积累到一定程度时,推动了国家农村经济治理政策及方式的调整与优化,从而促进家畜饲养、使役制度的不断完善与畜牧技术的发展,这推动了家畜养殖自身结构化的转变。同时,国家借助农民家畜养殖这一日常生活场景,在农村中建构并传播国家意志,一定程度上整合了农民的思想及行为,增强其政治认同感。在这“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互相调适的过程中,农村经济革新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