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法第267条第2款规定：携带凶器抢夺的，依照本法第263条（抢劫罪——笔者注）的规定定罪处罚。这是我国刑法所特有的关于抢劫罪的一种表现形式。立法者通过法律拟制技术的运用，将携带凶器抢夺行为拟制为抢劫罪的暴力、胁迫行为，处以抢劫罪的刑罚。但是这种拟制并非没有任何问题，由于法条罪状叙述简单，对于该款的法律性质也有其他不同的认识，导致对刑法第267条第2款的内涵理解、如何适用存有很多争论。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分别在2000年11月、2005年6月出台的司法解释中对“携带凶器抢夺”进行了界定，但仍然无法澄清许多困惑。理论上认识的不统一，严重影响了司法实践中对此类案件的认定和处理，同罪异罚的现象往往而是。因此对刑法第267条第2款在理论上进行研究仍然是非常重要的课题。本文分为引言和正文五章以及结语，总共有七个部分。　　 引言部分提出了研究刑法第267条第2款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第一章对刑法第267条第2款的法律性质进行探讨，对严格责任说、转化犯说、推定说、注意规定说分别提出质疑，明确将该款的法律性质定位为法律拟制。第二章主要分析了该款的关键语词“凶器”、“携带”，指出凶器是指通常能够用于行凶、危险性较高的器具，“携带”主观上必须具有有意性，“携带凶器抢夺”不包括实际使用凶器进行抢夺，携带的方式只能是暗携。第三章主要讨论该款在司法实践中的一些具体适用问题，认为构成犯罪不要求达到数额较大，不能适用于限制责任能力人，也不适用其他抢夺型犯罪。通过以上分析，在第四章中检讨该款的合理性，从事实基础、价值判断及实效上指出刑法第267条第2款拟制的不合理性，反思其存在的弊病。第五章研究如何合理运用刑法拟制技术，防范拟制不当引发的风险。结语部分提出作者的思考。　　 拟制本是为了实现正义而创设的技术，在进行刑事立法拟制时须遵守一定的规则与程序，严格适用拟制技术，控制拟制不当产生的负面影响。刑法第267条第2款本意在于遏制携凶抢夺对人身造成的侵害，但由于该款行为与抢劫行为的本质的不同，运用拟制技术的事实基础不足，难以被归入抢劫罪的犯罪构成。如果按照抢夺罪的加重情节犯来处理，既符合国际通行做法，又能做到罪刑责相适应，较好解决实践中的困惑，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刑法中类似的不合理的拟制规定应予以废除，以避免理论的困惑与实践的混乱，以实现真正的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