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提出“边疆假设”,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迅速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史学界一颗巨星,并与比林顿、比尔德并称为美国史学界的三巨擘。在其“边疆假设”的影响下,美国史学家逐渐摆脱“欧源论”,开始思考本国历史发展的内在因素。因其卓著的贡献,特纳确立了在“新史学”中的地位。特纳认为每个时代都应该有自己的当代史。特纳生活的时代是美国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时期,美国经济、思想文化等都处在剧变阶段,社会问题也层出不穷。特纳的“新史学”即是当时社会剧变在历史学方面的反映。特纳的“新史学”还源于幼年移民生活环境的影响、父亲的耳濡目染、古典文化传统的熏陶、人文及理性主义的浸染以及19世纪欧美史学的滋润。修昔底德、艾伦、赫伯特B.亚当斯等诸多史家为其提供客观史学的理念;爱默生、雨果等为其提供人文、启蒙的思想;理查德T.艾伦等为其提供方法原则。特纳在独立思考中融诸家于一身,形成自己的“新史学”体系。特纳的“新史学”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史学理论、史学实践成果以及史学影响。在理论方面,特纳探讨了整体史观及历史研究的主观与客观问题等。他强调历史研究要能解决现实中的问题,通过反思过去重视当代史的写作。他为史学研究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方法,如内外因兼顾、整体研究、多学科综合等。特纳的史学实践在论著方面主要包括《新西部的兴起,1819—1829》(1906)、《美国历史上的边疆》(1920)以及《地域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1931)等,并且特纳还通过一系列重要文章如《历史的意义》(1891)、《美国历史中的问题》(1892)等来阐释其“新史学”。在史学影响方面,不仅形成了“特纳学派”,而且对美国史学研究的许多领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外交史领域、移民史领域、经济史领域、社会史领域等。除此之外,特纳在历史教育方面也做出了一些成功的探索,比如,重视学生兴趣的培养,采取“研讨班”的教学模式等。国内外学界在“边疆假设”方面做了深入研究,似乎忽略了其“新史学”的学术渊源和史学理论的系统研究。本文根据特纳在历史、教育、经济、外交、政治等方面的著作,着力探求特纳“新史学”的学术渊源及其史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