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参与国际分工和对外开放的主要方式,国际直接投资是维系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纽带,其实质是母国投资动机匹配东道国区位优势的国际资源配置。随着中国“走出去”战略的日益深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正成倍增长,其覆盖国家和地区也在稳步增加,然而其区位分布所表现出的投资结构特征,仍以小规模投资为主,大规模投资高度集聚在少数国家和地区。“新常态”下,为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环境,合理布局中国OFDI区位选择,优化匹配本国投资动机与东道国区位优势,使对外直接投资实现最大化的双赢发展,尤为重要。基于此,本文以国际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理论为分析框架,从母国投资动机的视角,揭示新时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和发展趋势,一方面实证研究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以捕捉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特征;另一方面实证研究中国OFDI区位选择所产生的进出口贸易效应和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以回答中国OFDI区位选择是否引致双赢发展。两方面研究内容的有机融合,以期得出适合现阶段中国OFDI区位选择和“走出去”战略的政策启示。通过经验分析,本文主要得到如下几点结论:(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已展现出以市场寻求型为主的多元化投资动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投资动机主要分为面向发达经济体的技术寻求型、面向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寻求型和面向资源丰裕类国家的资源寻求型。通过对投资动机与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要素禀赋的匹配,无论是流量还是存量,投资动机均以市场寻求型为主,并逐步向技术寻求型和资源寻求型转移。2003-2012年,中国面向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投资的比重,流量和存量分别从2003年的87.9%、92.2%下降到71.0%、77.4%,面向发达经济体的投资,流量和存量分别从2003年的6.5%、3.0%上升至2012年的11.8%、10.0%。面向资源丰裕类国家的投资,流量和存量分别从2003年的5.6%、4.8%上升至2012年的17.3%、12.6%。(2)多元化的投资动机使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正在形成别具一格的发展之路。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经历了二战后到20世纪90年代“多极化”发展的过程,21世纪以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开始在规模和区位选择上成为后起之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萌芽于20世纪70年代末,从1979年8月“出国办企业”政策拉开了序幕,到2000年3月“走出去”战略的明确提出加速了步伐。历经30多年的发展,在多元化的投资动机驱动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已经在总体规模、行业结构以及区位选择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2003-2012年,OFDI流量和存量分别保持了47.9%、34.0%的高增长,2012年OFDI流量攀升至878.0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三大对外直接投资国。行业结构逐步从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低利润的重工业向高附加值、技术密集型、高利润的服务业倾斜,呈现国际直接投资服务化的良好趋势。区位选择也正在向广元化拓展,流量和存量面向国家和地区,分别从2003年的99个、129个扩大到2012年的153个、177个,累计覆盖全球77.4%、81.0%的国家和地区。(3)多元化的投资动机使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面向不同类别国家和地区的区位选择表现出差异化的制度偏好。东道国制度是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重要驱动因素,从母国投资动机和东道国制度质量双重约束视角,基于2003-2012年中国面向全球142个国家和地区非金融类ofdi流量数据,利用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和扩展投资引力模型,考察东道国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环境对技术、市场及资源寻求动机下ofdi投资选择和投资规模的约束作用。结果发现:中国ofdi投资规模偏好优越的制度环境,而投资选择偏好恶劣的制度环境。在多元化的投资动机驱动下,技术寻求型ofdi投资规模对优越制度质量的依赖较弱,但市场和资源寻求型ofdi投资规模对其依赖较强,尤其对政权稳定性、政府效率、监管质量和腐败控制。(4)多元化的投资动机使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面向不同类别国家和地区呈现差异化的贸易效应。进出口是国际贸易的重要载体,进出口贸易效应是ofdi区位选择首要且最直接的反馈效应。为此,从母国投资动机视角,在对外直接投资影响进出口贸易的机理分析基础上,基于2003-2012年中国对106个国家和地区ofdi存量和进出口贸易数据,利用扩展的投资引力模型,分别从总样本和分投资动机的子样本考察中国ofdi区位选择对进出口贸易产生的效应。结果发现:中国ofdi区位选择对进出口贸易产生了显著的创造效应。在多元化的投资动机驱动下,技术寻求型ofdi对与东道国的进口贸易具有显著的创造效应,市场寻求型ofdi对与东道国的出口贸易有显著的创造效应,资源寻求型ofdi对与东道国的进出口贸易均具有显著的创造效应。(5)多元化的投资动机使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面向不同类别国家和地区存在差异化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技术是经济发展的持续源泉,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是对外直接投资最深层次的反馈效应。为此,从母国投资动机视角,在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机理分析基础上,将ofdi逆向技术溢出按溢出来源分为技术寻求型、市场寻求型和资源寻求型三类,基于2003-2012年中国对76个国家和地区ofdi存量跨国面板数据和29个省份面板数据,利用扩展的ch模型,采用工具变量法,考察不同投资动机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区域差异,检验不同投资动机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中国及各地区tfp影响的差异性。结果发现: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中部地区tfp的增长呈显著的正效应。在多元化的投资动机驱动下,在“走出去”战略发展的当前阶段,积极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主要来源于对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寻求型OFDI。本文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和进出口贸易、逆向技术溢出两方面效应的研究,验证了国际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规范了相关问题的分析框架,也为中国OFDI区位选择和“走出去”战略得出了有益的政策启示。“新常态”下,随着中国对高度集聚投资结构的调整,合理匹配自身投资动机与东道国制度风险以优化投资,是保障“走出去”战略实现双赢发展的必经之路。同时,随着投资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适时调整投资动机,巩固和加强比较优势引导下的市场寻求型OFDI,积极关注资源寻求型的OFDI,加大技术寻求型OFDI的力度,努力由传统的市场寻求型OFDI向技术寻求型OFDI转变,是保障“走出去”战略实现双赢发展的着力点。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OFDI区位选择问题的研究将会持续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未来可能的研究能从如下几个方面展开:效率寻求型投资动机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借助高质量的微观数据和合适方法得出更为严格而细致的研究结论;投资主体和行业的异质性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投资结构调整下中国OFDI区位选择制度偏好的可能变化;技术吸收转化效率对中国实现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中国OFDI区位选择对母国产业发展和就业等方面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