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启动新一轮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人民币汇率作为一种基础性的经济资源和金融资产价格,不但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和国内金融市场的主要因素,而且成为影响世界经济和全球金融市场的重要因子。为了应对日益加剧的人民币汇率波动,中国人民银行依托银行间外汇市场逐步建立起了外汇衍生品市场,在我国这一市场属于典型的场外衍生品市场。与我国外汇衍生品市场快速发展的现实相比,国内学术界对该领域的探索才刚起步,一方面缺乏系统性的理论研究,另一方面也缺少相应的实证检验,本文试图弥补这些空白点。本文分别选取了“微观动机、经济效应以及政府监管”这三个既有差别但又紧密相连的视角,基于最优风险对冲理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金融功能理论以及金融监管理论,通过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宏观经济模型、博弈论模型和局部均衡分析模型,从微观、宏观、监管这三个层面依次展开研究,尝试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完整的外汇衍生品市场分析框架与理论体系。本文在全面梳理并拓展最优风险对冲理论的基础上,通过选取在我国沪深A股市场上市的制造业公司、商业银行作为研究对象,以2007年至2013年作为观测期间,从微观层面出发,对运用外汇衍生品的微观动机、外汇衍生品对企业经营效益及风险承担的影响依次展开实证分析。然后,通过建立理论模型,并且基于我国宏观月度数据,运用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贝叶斯向量自回归(BVAR)模型等时间序列的建模工具,从宏观视角分别考察了外汇衍生品对货币政策汇率传导渠道以及国际贸易的影响。最后,通过构建演化博弈模型、局部均衡分析模型剖析了外汇衍生品市场的政府监管以及监管国际合作。本文研究发现,国内经济主体运用外汇衍生品的微观动机与相关理论之间既有相同又存在差异。其中,汇率风险暴露对运用外汇衍生品产生了正效应,但在制造业公司中这种效应的显著性水平会随着汇率风险暴露程度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即在风险暴露大的企业中是显著的、在风险暴露小的企业中则不显著；而在商业银行,这种效应又存在着币种之间的结构性差异,即美元汇率风险暴露比非美元汇率风险暴露的影响更大、显著性更强。同时,不同经济主体在外汇衍生品的运用中均存在明显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特征。但是,在制造业公司中,盈利能力对运用外汇衍生品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投资机会则产生了负效应；在商业银行中,流动性水平、资本充足水平对运用外汇衍生品带来了显著的正效应,这些结论与理论分析的结果之间是有明显差异的。此外,财务杠杆、税收负担、流动性水平不是决定制造业公司运用外汇衍生品的重要因素,而盈利能力、税负水平、不良贷款率、成长能力、汇率变动则不是影响商业银行运用外汇衍生品的主要原因。对于上市公司,企业价值(用托宾Q值表示)是评价企业经营效益的公认指标。本文实证表明,在制造业公司,运用外汇衍生品对企业价值产生了溢价效应,但是效应规模偏小,在统计上也不显著。相比之下,在商业银行,外汇衍生品带来了显著的减值效应,当外汇衍生品占总资产的比重提高1%,企业价值减值超过0.18%。此外,全球金融危机对外汇衍生品的企业价值效应带来了一定的时变影响,对于制造业公司,在2007-2009年金融危机发生期间是存在着不显著的溢价效应,在2010-2013年的后金融危机时期则是不显著的减值效应；对于商业银行,金融危机期间是不显著的减值效应,而在后危机时期则是显著的溢价效应。本文分析得到,在制造业公司,外汇衍生品对企业的系统风险和个体风险均产生了显著的抑制效应；但是,对系统风险的影响在主板上市公司与中小板、创业板公司之间具有差异性,即在主板上市公司存在显著的风险抑制效应,但在中小板、创业板公司则是不显著的风险提升效应；无论在主板还是非主板上市的公司,外汇衍生品对个体风险均产生了不显著的负效应。对于商业银行,外汇衍生品无论对银行的事前风险还是事后风险都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对事后风险的影响在规模上要大于对事前风险的影响。本文通过建立宏观经济模型并且基于我国宏观月度数据的实证检验,发现我国外汇衍生品市场对货币政策汇率传导渠道产生了冲击。建立一个包括企业汇率风险对冲的宏观经济模型,发现本国企业运用外汇衍生品对冲汇率风险会导致本国净出口对汇率的敏感程度发生衰减甚至方向上的改变。实证结果显示,对比外汇衍生品市场建立前后,我国的净出口规模对人民币汇率的敏感度发生了明显变化；在外汇衍生品市场建立以前,对于我国净出口总规模以及我国对美国、欧盟的净出口,人民币升值均产生抑制效应；当外汇衍生品市场推出后,对于我国净出口规模和我国对欧盟净出口而言,人民币升值的抑制效应出现了衰减,而在我国对美国的净出口中,人民币升值的影响则由负转为正。本文运用理论模型的推导并对我国宏观月度数据的计量分析,证明了外汇衍生品能对国际贸易带来正向拉动作用。通过构建在汇率不确定条件下的两阶段古诺博弈模型,运用逆向归纳法和“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模型推导发现：当企业拥有不变或递减的绝对风险规避系数(比较符合现实中的情形),运用外汇衍生品对冲汇率风险能促进企业进出口规模的增加。实证检验表明,外汇衍生品市场发展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均对我国进出口贸易产生了正向拉动作用,并发现该市场对出口贡献度从长期来看保持在15%,对于进口的贡献度则达到20%。本文从有限理性的角度出发,运用演化博弈模型,研究了外汇衍生品市场中交易主体与监管主体之间的策略选择、演变轨迹及影响因素,演化博弈模型的结果表明,在外汇衍生品市场中总会存在一定比例的交易者选择投机交易,政府作为监管主体必须加强对市场的监管；同时,在博弈过程中,交易主体选择投机交易的比重和监管主体加强监管的概率均存在临界值,当投机交易的比重超过临界值时,监管者就倾向于加强监管,而当加强监管的概率超过临界值时,交易者将倾向于放弃投机交易；投机交易比重的临界值取决于监管收益和监管成本,加强监管概率的临界值取决于交易收益与交易成本。本文还通过构建局部均衡模型,考察了在全球金融体系中外汇衍生品市场的均衡状态,分析了风险水平、交易规模与政府效用这三者之间的均衡关系,模型揭示出：在国际监管竞争的条件下,外汇衍生品市场的风险水平将高于最低值,但国际监管合作却能使市场的风险水平降至最低；此外,国际监管合作带来的全球效用水平、单一国家的效用水平均高于国际监管竞争条件下的水平。从而证明了针对外汇衍生品市场的国际监管合作要优于监管竞争。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以及外汇衍生品市场的现状,提出了完善我国外汇衍生品市场的五项政策建议。一是尽快推出人民币外汇期货,可以考虑在自贸试验区开展相关的试点；二是从COSO企业风险管理框架出发,提升我国企业及商业银行开展外汇衍生品业务的风控体系；三是借助外汇衍生品市场,优化我国的货币政策；四是加强政府对外汇衍生品市场的监管,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五是加强各国政府在外汇衍生品市场监管中的合作,解决“市场全球化”与“监管地区化”之间的困境。与已有的文献相比,本文的创新是多维度的,表现在研究体系的新颖性、研究内容的突破性、模型构建的创新性、实证对象的代表性、政策建议的完整性等五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