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十余年的时间里,中国债券市场经历了蓬勃发展的阶段。2005年中国人民银行推出短期融资券,允许符合条件的企业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期限不超过1年的短期融资券,当年短期融资券的融资规模即达到1430亿元。同年,国家发改委也开始放松企业债券的发行监管。2007年,证监会推出公司债融资工具。2008年,中国人民银行再次推出运作模式更为市场化的中期票据融资工具。一时间,信用债券市场的发展异常火爆。截至2017年年底,我国上市公司信用债券融资规模累计达到12万亿元。债券市场作为重要的直接融资渠道之一,近十年来持续发挥缓解融资约束、丰富融资手段、降低融资成本的重要作用。债券市场的发展离不开信用评级。企业信用评级是评级机构对企业总体偿债能力和偿债意愿的评估,是衡量企业信用质量的关键性指标（Altman,1998）。发债企业有动机获得和维持一个较好的评级。首先,企业在债券市场发债需要满足一个硬性规定:有评级机构出具的信用评级,而且债券评级需要达到AA-以上,才可以发债。也就是说信用评级是企业进入债券市场的通行证（Mittoo and Zhang,2010）。没有信用评级,企业无法发债。并且,在债券有效存续期间,评级机构每年至少公告1次跟踪评级报告,且经评级机构评级,债券信用级别良好。其中监管规定银行、保险、基金等金融机构不能投资评级等级低于特定级别的债券（Cantorand Packer,1995）。其次,企业信用评级的高低是企业声誉的体现,决定了企业债券融资成本的高低和债务融资能力（Faulkender and Petersen,2006）。信用评级越高,企业债券融资成本越低,债券融资能力越强。另外,相关监管和合约都是建立在信用评级的基础上（Frost,2007）。企业贷款合约中可能会包含评级触发条款,比如,一旦企业评级下降,企业需要提供额外的担保,会影响贷款利率的高低,甚至会导致贷款的取消（Arneretal.,2001）。最后,信用评级影响企业利益相关者对企业价值的评估。评级的变化会影响债权人、股东对企业价值的评估（Hand et al.,1992;Kliger and Sarig,2000）,会影响企业与供应商、顾客之间的关系（Greenetal.,2018）以及与竞争对手之间的竞争（Alissaetal.,2013）;分析师、投资者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会一直监督企业评级的变化趋势（Nicolai et al.,2010）。信用评级为何会影响企业财务政策?第一,有信用评级的企业能够在债券市场发债融资,企业融资约束得到缓解,财务弹性得到提高,进而影响企业财务行为;第二,评级机构给出的信用评级会影响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评估,进而达到对企业进行监督的作用。在债券存续期间,如果企业评级发生变动,尤其是评级下降,会导致企业股价、债券价格下降、与客户之间的关系恶化、丧失竞争优势,会导致企业融资环境恶化,严重的会导致企业陷入破产的困境。这可能会导致CEO丢掉工作,影响其在经理市场的声誉（Kangand Liu,2017）。因此,企业管理层有动机获得和维持更好的评级。概括来说,一方面,信用评级的获得能够有效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为企业提供债券融资渠道;但是另一方面,管理层在进行财务决策时需要权衡财务决策的实施对企业信用评级的负面影响,这都会影响企业财务行为。鉴于中国债券市场起步晚,国内关于信用评级与公司财务政策之间的研究寥寥无几。本文以2008-2017年间的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别从企业资本结构、投资政策和股利政策三个维度,实证研究信用评级与企业财务政策之间的关系。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相比没有评级的企业,有评级的企业负债水平、净负债发行额显著更高;而有评级的样本中,企业评级越高,负债水平和净负债发行额越低。低评级企业倾向于在获得评级后提高负债水平,主要原因是银行贷款供给意愿上升,尤其是短期银行贷款;而高评级企业则倾向于在获得评级后偿还银行贷款,尤其是短期银行贷款,以降低融资成本、优化资本结构。在使用PSM、Heckman两阶段等方法、考虑预期评级、评级残差、虚拟评级、评级机构声誉异质性以及使用高铁开通这一外生事件、中债资信所作评级作为工具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当评级下降后,企业会降低负债水平和净负债发行额,而评级上升对企业负债水平没有显著影响;信用评级与负债水平以及净负债发行额的负相关关系只在高声誉企业以及对债券市场依赖程度低的企业中存在。第二,相比没有评级的企业,有评级的企业对外并购意愿和并购规模显著更高;而在有评级的样本中,企业信用评级越高,其对外并购意愿和并购规模越低。机制检验发现高评级企业较少对外进行并购的原因主要是信用评级的监督效应在发挥作用。在使用PSM、Heckman两阶段等方法、考虑预期评级、评级残差、虚拟评级、评级机构声誉异质性以及使用评级机构距离发行人所在地的地理距离、中债资信所作评级作为工具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研究表明,当评级下降后,企业对外并购意愿和并购规模均会降低。而评级上升对企业并购决策没有显著影响。第三,相比仅依靠银行贷款进行债务融资的企业（没有评级）,有债券融资渠道的企业（有评级）会支付更高的现金股利;针对有评级的样本进行时间序列检验发现:发债公司会在发债前一年显著提高其现金股利支付水平,此举使得上市公司获得了更高的信用评级并降低了债券融资成本,且该现象在民营企业中尤其显著;更高的股利支付水平之所以能够显著提高信用评级、降低债券融资成本,一方面是因为现金股利降低了信息不对称,向投资者传递了公司质量信息;另一方面是因为现金股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代理问题。在使用PSM、Heckman两阶段以及更换现金股利度量指标、更换股利发放基准年度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实证结果仍然稳健。本文的贡献和创新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本文首次针对中国上市公司发债的情境,较为系统地研究信用评级与公司财务政策选择之间的关系。本研究有助于进一步了解金融发展、金融中介与微观企业财务行为之间的关系,拓展和丰富该领域的理论文献,并为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内在微观机理提供来自中国的理论支持和经验证据。2,拓展了信用评级经济后果研究,其实研究信用评级的经济后果也是检验评级机构所作评级质量一种途径,有助于我们判断我国评级机构所作信用评级是否具有价值。3,丰富了传统公司财务理论,为传统财务理论提供了来自信用评级维度的证据,并将信用评级影响企业财务政策的研究进一步扩展到了新兴资本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