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之一,其生平和后代对他的评价也都围绕着其政治改革而进行,因此对王安石政治改革的指导思想进行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长期以来王安石的政治思想被压缩为由其政敌司马光总结的“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三不足”说上,虽然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王安石政治思想的战斗精神,但是这被广泛接受的论断却不足以表明王安石政治思想的全部,故而需要对王安石的政治思想进行全面的研究。王安石的政治思想来源于他的政治经历和学术修养,长期在地方任职为他深刻地了解北宋下层社会的实际情况提供了条件,不拘一格的治学态度又让他不局限于刻板儒家传统学说,这使得王安石的政治思想自然呈现出务实和锐意改革的精神。但是,王安石在本质上还是一个以儒家思想为正统的政治家和学者,他领导的政治改革和学术创新尽管被认为是离经叛道,却始终以儒家的“礼”为依托和归宿,处处强调“礼”的重要性。虽然王安石对“礼”的强调可以被看作是为其主持的“熙宁新法”作辩护,并且在很多地方强调了“法”在政治实践中的重要性,然而王安石的全部政治思想体系在根本上没有背离儒学的基本框架,只能是作为对儒学政治思想的创新和改造。在这个问题上,是不能把王安石排出在儒家之外的。王安石大胆言利的务实态度与自董仲舒以降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儒学对功利的教条看法不同,直接从天道中发掘出功利性的内容,为其改革作注释。可是王安石并非一味地追求功利的最大化,而是在较为深刻地认识到北宋面临的社会、政治、经济危机后,主动谋划变革不合理的旧制,使北宋的政治趋于稳定,从而在制度上保证儒学政治的正统性。他所主张的各项政治措施都是以功利为手段,以恢复先王之道为目的,由此引伸出在国家管理、经济政策、官员培养上的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较为全面地涉及了封建国家的整体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和理论意义。由于历来对王安石政治思想的研究主要局限于“三不足”说上,对王安石的政治思想缺乏深入讨论,因此本文试图从王安石所处的时代背景出发,根据他的生平和学术,讨论王安石在政治实践中的具体指导思想,并以此在思想层面上解释王安石变法之所以失败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