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党的十六大提出“走卅去”发展战略以来,东北亚围家由于地珲位置与中国毗邻、资源禀赋优势互补等特点,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对该区域进行直接投资,且投资规模增长较快。2014年中日韩三边投资协定牛效实施和2015年中韩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极大地改善了相关国家的投资环境,并使中国在东北亚直接投资规模的进一步提升成为可能。面对中国对东北亚日益增长的直接投资活动,投资区位的选择是中国企业对该地区直接投资不可回避的问题。因此,对中国对东北亚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研究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为绪论。具体阐述了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并从国际直接投资区位相关理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和中国对东北亚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三个方面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综述；介绍了本文的研究内容、方法以及创新和不足。第二章为中国对东北亚直接投资的现状。主要从区位视角对2003—2013年中国在东北亚直接投资的规模、国别及行业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在投资规模上,近年来中国对东北亚直接投资的绝对水平发展迅速,但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规模相比,我国在东北亚直接投资的总量较小,所占份额偏低,还存在较大提升空间。在国别分布上,俄罗斯是该地区吸引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中国对该区域的直接投资近一半流向了俄罗斯；其次是蒙古,近年来中国对蒙直接投资规模在我国对东北亚直接投资总额所占的份额也较高；相比之下,中国对曰本和韩国的投资份额较低,而对朝鲜的直接投资规模则十分有限。并且,中国对东北亚的直接投资主要流入了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俄罗斯和蒙古),而发达国家(日本和韩国)在吸引中国的直接投资方面并不占据区位优势。在各国的行业分布上,中国对日本的投资集中在金融保险业、情报通讯业、批发业和服务业等非制造业,对韩国的投资集中在电子机械、房地产租赁、商业服务业、化工和批发零售等,对俄罗斯的投资集中在制造业、农林牧渔业、租赁和商品服务及采矿业,对蒙古的投资集中在采矿业,对朝鲜的投资集中在制造业和采矿业。总体而言,无论就直接投资规模,还是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而言,中国对东北亚直接投资存在明显的失衡。第三章为中国对东北亚直接投资的区位因素分析。在结合已有研究和东北亚实际投资环境的基础上,从经济、政治、资源和社会四方面对各因素对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机理进行阐述。具体而言,经济因素方面,主要考察了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对外贸易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劳动力成本和技术水平的影响；政治因素方面,主要分析了政治稳定性和制度环境的影响；资源因素方面,主要探讨了自然资源禀赋因素的作用；社会因素方面,则侧重于对文化因素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结合东北亚各国相关情况,研究了中国对东北亚直接投资可能的区位选择。第四章为中国对东北亚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实证分析。结合前文分析得出的各区位因素,选取9个变量,采用1992—2011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对中国对东北亚国家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东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双边贸易联系、劳动力成本、技术水平、外资开放程度和文化因素对中国对其直接投资均有显著影响。其中,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双边贸易联系和文化因素与我国企业对当地直接投资存在正相关关系,且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系数最大；东道国劳动力成本、技术水平和外资开放度对中国对其直接投资有显著的负影响。而东道国金融发展水平、资源禀赋和制度环境对中国企业对其直接投资的影响不显著。中国企业对东北亚的直接投资属于市场寻求型和效率寻求型,前者投资的区位可选择日本、韩国和俄罗斯,后者投资的区位可选择蒙古和朝鲜。第五章为结论和建议。在全面总结本文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本章主要从企业和政府两个层面提出优化中国企业对东北亚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建议。就企业层面而言,主要包括：中国企业应明确在东北亚投资的合理区位和合理产业；提升自身科技实力,保障对东北亚国家战略资产寻求型投资的顺利实施；就政府层面而言,中国政府应积极利用中国与东北亚国家的双边贸易活动,引导出口导向型直接投资的开展；鼓励效率寻求型企业向东北亚国家直接投资,促进中国相关产业转移；完善信息渠道,为中国企业对东北亚的投资区位决策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