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是一座没有历史的城市。在殖民者的叙事里，是西方使香港由一个贫瘠落后、人烟稀少的小渔村跻身国际大都市之列，形成了健全完善的现代化社会体系，成为殖民政策大获成功的典范，东方之珠这一颇具殖民色彩的词语充分体现了殖民国的骄傲与自得；在长久以来占据政治文化中心地位的内地中原文化看来，香港则是不幸落入侵略者魔掌、等待母亲拯救“哭泣号啕”的子女，闻一多的《七子之歌》传唱海内，期盼着回归的赤子是其他地区尤其是内地人民想象香港时难以忘怀的形象。在东西方叙事中的“香港”这一形象如此不同，几乎截然对立，然而这个“香港”实质上是被言说的“香港”，政治上处于劣势的香港被掌握着话语权的强势叙事者任意想象，失去了面对最大范围受众言说自我的可能性，香港在史书中是没有自己声音的被叙述者，真实的香港在历史叙事中缺席了。香港的作家们纷纷以自己的笔书写香港人的香港，张扬香港意识，力求使香港摆脱被想象言说的“他者”身份，发出自己的声音。创作出《我城》、《浮城志异》、《肥土镇灰阑记》的西西，属于完全意义上的香港作家，她成长于香港，认可着自己的香港人身份，并且在作品中流露出浓烈的香港本土意识。她的创作深深根植于香港这块土地，抒发了对香港的爱与忧。纵观西西的创作历程，可以看出，西西一直坚持以香港身份写作香港的写作立场。西西的作品反映了香港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语境中的情感变迁，从“我城”、“浮城”到回归时排队购买首日封的香港民众，香港的变与常时刻牵动着西西的思绪。早在20世纪60年代，西西便意识到了香港在身份认同上的潜在危机，但当时的香港正处于腾飞时期，反观正陷于动荡中的中国内地，“香港人”这个身份至少带给香港民众足够的安全感，因此这一时期西西的创作中更加高扬着的是对香港身份的深切认同。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回归已不再是纸上谈兵的虚无话题，身份认同的怀疑与焦虑充斥在西西的小说创作中。但是西西并不只是指出了这一问题的存在，她更试图为香港寻求一条出路。相较于黄碧云、李碧华等作家的悲观情绪，西西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她把“浮城”的命运寄望于“慧童”，她指出寿郎之所以一直站在白粉圈里是因为他的声音不被聆听。西西在她的小说里用隐喻的方式讨论了现实香港面对的各种危机，并进行有益的思考。“九七”回归尘埃落定之后，有感于香港的不变，西西写作了自己篇幅最为浩大的作品《飞毡》，用小说家的笔为香港树传，以对家族史的叙述来概括广阔的社会变迁，通过追溯对陌生又熟悉的母国进行文化想象，寻找着香港意识与中国国族想象中的共通性，为长期游离在母国之外的游子寻获一种精神上的归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