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新型经济犯罪层出不穷,为了及时打击犯罪,司法实践中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被援引的次数越来越多,多个司法解释陆续出台。这一方面体现了立法本意,有效克服了成文法的局限性；但另一方面也使司法造法、权利滥用留下了空间。这种“口袋”特征引起了法学界的广泛关注和争议。在现有国情下,如何限制兜底条款的适用具有重大意义。限制兜底条款适用的主要途径就是明确条款中“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的认定标准,主要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何种行为可以适用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即“其他”的认定；二是该种行为达到何种程度应当适用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即“严重”的认定。通过对非法经营罪一般条款所涉及的具体行为进行对比、分析,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多个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案例,本文认为对“其他”的认定应该坚持四个标准：(1)目的营利性；(2)内容特定性；(3)本质违法性；(4)情节严重性。而对于“严重”的认定标准,具体而言,本文认为应该根据不同经营领域的特点,以非法经营数额或非法经营数量为主要标准,综合考虑非法所得额、造成重大损失、造成重大社会影响、在一定时期内从事同种非法经营的次数等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