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中的“京津”作为一个地域概念,具体指的是北京的宣南和天津的塘沽。这两个区域互为表里,在近代既是汉族士大夫的聚居地与交际场,也是诗社词社云集之所。京津两地词人都属于“京师”士人圈子。由此,京津文化中存在着地域族群和士人集团如何为中央服务,同时也受中央庇护与限制的文化特点。京津的文学,在文学史叙述中有时不仅是一种地域文学,更是一种“京师”的文化。其间的词社与雅集,既是“日下胜游”,又是“楚骚之遗”；既是风流清赏,又是互为朋党,其中折射出的文学与权力,文学与风会,文学与世变的关系是一个复杂而有意义的议题。本论文以晚清以降京师政治与士风的变迁为背景,考察京津词坛词人群体面对近代学术思想与生存环境发生巨大变化时,其在词学上所作的种种革新与探索,及他们作品中所反映的复杂思想与世态。其中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一、从近世京师词学风尚的变迁看“百年词史”的沿革。本论文以时间为线索,详细考察了从嘉庆初年到民国中期京师词坛词学风尚的流变,并试图以此为个案,揭示在近代西学东渐、世变日亟这一特殊历史文化背景下传统词学的现代转型。文中主要分析了这样四个断面：(一)嘉道年间京师词坛在浙西派词风笼罩下词学思想的新变——常州词派的“风雅来归”。(二)咸同之交京师词坛词风转变过程中的的三种取向——“风雅余韵”、“融浙入常”、“离合浙常”。(三)同光时期京师词坛在常州派词风笼罩下尚风骨、重内蕴的普遍倾向。(四)“新文化思潮”下的词体革新。二、对京津词坛样貌的考察。在词学的地域研究中,北方词坛的研究相对较为空白。由于传统词学研究以籍贯划分词人地域、流派归属,而近代词人具有“流寓性”,这造成以南方词人为主的京津词坛在研究中长期被遮蔽。本文对晚清民国京津词坛的基础文献进行了全面的收集、整理,通过资料爬梳、相关考证,细致地考察了词人的交游唱和与词学活动,希望能初步还原晚清民国京津词坛的总体面貌。其中重点研究了这样几个词人群体：(一)“经世思潮”中京师的常州与吴中两个词人交游圈子。(二)“清流议政”中的“意园”词人群。(三)“维新思潮”中的“桂派”词人群。(四)晚清京师八旗词人群。(五)“新文化思潮”中的新旧词人群。三、晚清京师士林风会与常州词派之理论推衍。常州词派的理论研究,学界成果丰硕。但有关常州派词学思想形成、演变与流衍的问题则是当下常州词派研究中最为模糊也最为薄弱的环节。常州词派是如何从一个家族血缘为纽带的地域性词派走向全国,其过程与路径是怎样的?近世词学另一重要分支“桂派”与常州词派的关系又是怎样,是余绪还是新变?这是本论文重点探讨的两个问题。常州词派理论体系虽早已形成,但在主流词坛形成风气,则与清季经世思潮的流布与京师士林风尚的变迁有莫大关系。研究者一般认为,常州词派是一个地域血缘传承的词派,囿于常州一隅,至后期才走出常州。此说不确。其实京师才是常州派词学思想形成、演变与流衍的主要场域。道光前期的京师词坛,普遍存在一种要求变革的风气。这种风气与维新思潮中踏上仕途的新兴士子之政治诉求相应和,使原先常州词派抽象的儒家政教词学观在特殊历史境遇下获得普遍共鸣。传统的常州派词学思想,随进京应试的常州派早期词家在京师士林的活动而广泛传播,中经潘祖荫为代表的潘氏词人群与龙启瑞、王拯等广西籍京官群体的改造,融合吴中词派之声律、浙西词派之清雅与桐城古文之“义理”而产生新变,最后通过“桂派”词人群体的活动流衍全国。此外,鉴于目前近世京津词坛的文献多半未经整理,很大一部分词人的生平经历,选集别集情况都不够明朗。我们梳理出近世京津词坛主流词人的名录,考证其生平交游,编成京津词坛词人活动年表；并寻访其别集,抄录词集序跋、目录等版本资料,编成京津词坛词集版本考录。通过这些基础文献整理,以期为今后的北方词坛研究提供一些更具价值的史料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