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在近代开埠以降,由于各种要素共同作用而导致的上海人口构成的多元性以及由此带来的文化、社会、观念的混合与交融.特别是很多西方的公众场所和管理方式在租界的产生和运行,对身处其中的华人的生活和心态、乃至他们对待租界本身的看法都是处在杂糅的混沌状况.租界公共公园(这里指的主要是公共租界)是近代以后出现在上海的新型公众场所,它在设计风格、管理方式以及文化含义上都与传统园林有极大的差异.华人在接触并进入公园的时候,除了感受到不同以往的景致外,更重要的是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了西方文化深层次的影响,包括审美情趣、休闲场所功能要求、权利与义务关系等等,而另一方面,由于工部局当局的歧视性管理,大部分华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无法取得与西人同样的进入公园游玩休闲的权利,这也导致了租界华人对于工部局的管理措施的抗议和对公正、权利和民主的讨论.在这样的过程中,他们的思想不自觉的被归纳到西方法理和文化背景下的合理演绎,他们要通过西方人这样的"压迫者"所遵循的规则来取得自己的权利,这种行为背后的双重或者说"杂糅"心态,是处在欧风美雨感染下的租界华人与租界外的中国人很大的一点差异,这样的差异在进入20世纪后随着以文本重构为主体的民族主义的想象的兴起,更加显出其复杂性,该文试图通过以公园为切口,结合后殖民主义的相关理论来分析和研究1930年代前租界华人的心态,特别是处在中西人等之间的自我主体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