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革命的发展,最近几十年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变革,传统的国际贸易形式和性质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其中,最令人瞩目的变化之一就是出现了产品的全球生产网络,即原来集中于一国或一地的产品生产,现在分散到不同的国家或地区,每个国家专业化于产品的某一工序或零部件的生产,从而使国际分工由产业间、产业内深化到产品内部,这一分工形式就是垂直专业化,垂直专业化的贸易形式就是产品内贸易。垂直专业化在近几十年迅猛发展的原因在于技术的进步导致运输成本、通讯成本和数据处理成本的大幅降低;贸易自由化改革减少了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发展中国家鼓励外国直接投资和促进出口加工政策降低了垂直专业化的成本;企业面对的市场环境的竞争性和复杂性变化是企业参与垂直专业化的内在驱动力。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中的H-O理论以及新贸易理论中规模经济理论结合起来能对跨国公司生产工序的全球分布的经济合理性进行解释。由于产品的不同工序要素投入品比例存在差异,垂直专业化分工能够通过比较优势效应带来利益;由于产品生产不同工序有效产量规模存在差异,垂直专业化分工能够通过规模经济效应带来利益。比较优势因素对垂直专业化分工影响具有方向性,对生产工序的国别分布结构具有解释作用,规模经济因素则不具备这一方向性的解释作用。在劳动力无成本流动的假设前提下,国际贸易理论分析表明,通过垂直专业化,发达国家将劳动密集型工序的生产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会上升,就业和产量都会扩大,国民福利会增加,在发达国家是大国的情况下,其贸易条件能够得到改善,对美国的实证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垂直专业化对其经济发展的好处来自于资源配置的改善和技术外溢,但参与垂直专业化只是提供了获得这一利益的可能性,可能性变为现实还与其他因素有关。从跨国公司角度而言,是选择垂直专业化还是进行本地生产存在着收益和成本的权衡。影响跨国公司对垂直生产组织形式选择的因素主要是工资差异、贸易成本和交易成本,贸易成本和交易成本构成垂直专业化成本。中国对外开放的历程就是全面、深入参与全球垂直专业化分工的过程。对外开放二十多年,中国产品内贸易的产品构成和技术水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跨国公司主要是以公司内垂直专业化方式将生产工序转移到中国的,因此,外商投资企业是中国参与垂直专业化的主体。中国对外贸易的垂直专业化程度大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但比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垂直专业化程度低。中国在全球产品内贸易份额中占据发展中国家的首位,但在全球工序生产网络中仍然处于低增值环节。产品内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无疑是显著的。产品内贸易吸收了中国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同时带来了中国缺乏的资本和技术。但计量分析结果表明产品内贸易部门的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小于非产品内贸易部门的出口,主要原因在于产品内贸易的关联效应和增值效应都较一般贸易的相关效应小。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方面,计量分析结果显示,在现阶段,产品内贸易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最大,对中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次之,对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小。同时,产品内贸易大量集中在中国东部沿海,使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更趋严重。对中国产业发展的影响而言,情况就比较复杂。总体的影响是正面的,不过,在开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是以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参与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网络并专注于劳动密集型工序的生产,中国产品内贸易的主体是外商投资企业,这些特点决定了正面影响的局限性。多年的数据对比表明,产品内贸易能提高中国相关产业的竞争力,但无法逆转中国的比较劣势;产品内贸易能提升中国的产业结构,但一些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主体是由跨国公司构成,而且在中国本土大多从事的是劳动密集型工序生产,产品内贸易带动下的中国产业结构的提升具有很大的脆弱性;通过行业的VS比率和行业的产业地理集中指数之间的相关性分析以及引例分析都表明,产品内贸易有利于中国参与垂直专业化行业的产业聚集。产品内贸易有利于中国的技术进步,产品内贸易对中国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是通过中国参与垂直专业化过程中的技术外溢效应和人力资本开发效应实现的。对加工贸易企业的调研结果显示,产品内贸易部门的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水平一般较高,这是技术外溢效应发生的前提条件,产品内贸易的技术外溢效应主要表现在产品内贸易部门的国内配套及对配套企业的技术支持上。我国产品内贸易的人力资本开发效应主要由三个途径实现:产品内贸易部门吸纳大量劳动力就业;产品内贸易部门外商投资企业的培训效应;产品内贸易部门的人才流动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