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近年来随着各国政府间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合作的深入和民众低碳环保意识的提高,二氧化碳排放权成为全球各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全力争夺的重大战略资源,同时也逐渐成为后工业化发达国家制衡发展中国家的利器。中国自2006年成为事实上的全球第一大二氧化碳排放国以来,正面临着与日俱增的减排压力。2009年中国政府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首次做出了碳减排承诺,自此以后发展和低碳始终是中国经济无法回避的两大主题。一方面,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尚未完成,还有相当数量的人口仍未脱离贫困状态,中国经济需要以中高速保持稳定增长；另一方面,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中国需要认真落实碳减排承诺以回应国际社会关切,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努力实现经济和产业的低碳转型,为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打好基础。气候变化问题的日益严峻使得大气中二氧化碳排放空间成为全人类宝贵的稀缺资源,在平衡经济发展和碳减排关系的问题上,提升碳生产率成为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唯一正确选择。长期以来中国济增长模式相对粗放,同时以煤为主的能源生产和消费格局在短期内不会有根本改观,这些现实困难注定了中国经济的低碳转型将是渐进式的过程。从对外贸易来看中国仍处于全球贸易体系的低端位置,出口端仍然比较依赖于原料加工型和劳动密集型商品,短期内提高贸易中的碳排放标准或环境规制强度并不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因此,不断提升碳生产率可以实现产业结构的渐进式低碳转型,在履行全球碳减排义务的过程中最终实现碳排放总量的绝对减少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然而,实现碳生产率的不断提升目标需要长期有效的政策措施保障,中国当前的碳减排政策主要是行政强制型环境规制,同时现实的环境规制强度整体偏弱且规制效果并不明显。因此,本文将从环境规制和碳生产率的基本规律入手,深入分析现阶段中国环境规制的历史演进、主要规制工具以及具体实施强度,同时对中国碳生产率变动现状进行具体阐述。从中国环境规制和碳生产率所处的阶段和相互关系中探讨环境规制对碳生产率的影响机制,进而从地区层面和产业层面展开实证考察。文章首先在梳理国内外环境规制与碳排放、环境规制与低碳发展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环境规制和碳生产率的相关理论展开论述。其中,对环境规制进行理论阐述过程中提出,环境规制是以保护资源环境和控制气候变化为目的,以行政命令、市场调节、自我约束为主要规制形式,由政府、协会、企业、团体、个人等多方共同参与的针对具体社会经济活动进行的一种约束和调控,而环境规制的核心手段包括庇古手段和科斯手段。从具体的规制工具分类上看,环境规制可以划分为行政强制型、市场调节型和自我约束型。对碳生产率进行阐述过程中则主要以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脱钩发展理论以及低碳经济理论为基础,指出提升碳生产率、推动产业低碳转型就是实现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关系逐渐“脱钩”的过程,是通过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来降低碳排放的库兹涅茨曲线的峰值以促使拐点尽早实现。结合上述分析,文章提出了环境规制对碳生产率的影响机理,即环境规制对碳生产率的最终影响表现为正向和负向两种效应,这两种效应既可能从环境规制作用于经济增长和碳排放的直接影响中实现,又可能通过环境规制作用于经济规模、产业结构、技术进步和开放水平等间接影响中体现。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紧接着对环境规制和碳生产率变动的中国现状进行考察,主要分为地区和产业两个层面。就环境规制的现状而言,中国环境规制强度的波动性较大,地区层面规制强度较大的当属西部地区,而产业层面规制强度较大的主要是传统的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就碳生产率的现状而言,近年来中国碳生产率呈现出稳定上升的态势,碳生产率水平较高的地区和产业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和高技术及清洁行业,而西部地区和污染密集型行业的碳生产率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为进一步验证环境规制对碳生产率的影响效应,根据以上环境规制和碳生产率的理论阐述及现状分析,本文分别从地区层面和产业层面展开实证研究。地区层面的考察方面,我们主要运用空间数据分析方法来检验碳生产率的空间相关性,并在此基础上采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进行计量分析。研究结果显示,碳生产率在中国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而且环境规制对碳生产率产生影响的方向在区域内和邻近地区是一致的,即当前环境规制不利于本地区碳生产率提升的同时,也会对邻近地区碳生产率的提升产生抑制效应。三大地区的环境规制强度整体偏弱,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效应并没有发挥作用。产业层面的考察方面,本文主要运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对中国工业行业环境规制对碳生产率的影响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包括对工业全行业的考察以及按照碳生产率水平进行分组的考察。整体而言,工业行业环境规制对碳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存在阈值,二者之问呈现倒U型关系,分组来看,当前的产业环境规制强度均处于拐点的左侧,仍需要继续增加环境规制强度。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了提升碳生产率、促进中国产业低碳转型的对策建议。文章主要从环境规制政策和产业发展政策两个方面展开论述,其中关键在于立足现阶段中国产业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兼顾地区和产业的实际情况科学合理地推进环境规制,确保碳生产率稳步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