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佩华和凡一平均出身于桂西北乡村家庭,几乎同一时间登上广西文坛,都自觉认同自己的民族身份和民族文化,并且他们的乡土小说都以桂西北乡土为背景。然而,从多方面来看,他们的乡土小说都大异其趣,各有所求。同样讲述牛题材的故事,黄佩华的小说体现了壮族牛图腾文化在现代乡村的传承意义,而凡一平的小说却解构了壮族牛图腾文化的内涵,以牛的视角反观物欲膨胀所导致的人性异化问题;同样写民间风水题材,黄佩华的小说反映了壮族的风水文化在不同时代的境遇,反映了风水文化对壮族人的精神影响,而凡一平笔下的风水文化却沦为被物质利益挟持的伪文化,成为政绩和商业的工具,见证了人性贪婪;同样,黄佩华笔下的民间风俗文化具有鲜明的壮族特色,而凡一平小说中的民间风俗个性模糊,难以寻觅壮族文化的印迹。凡一平的乡土小说重在讲述欲望故事,重在表现现代化语境下人性的异化、钱权物欲对人性的扭曲,而黄佩华的乡土小说关心壮族人、壮族文化在时代变迁中的命运。黄佩华乡土小说最有代表性的人物谱系由壮族传统文化的守成者和反叛者构成,人物冲突以壮族文化的代际冲突为主,反映了壮族传统文化观念在现代化语境中的传承与新变。凡一平乡土小说最有代表性的人物谱系则由警察、罪犯和受害者构成,讲述人与人之间因物质利益冲突而导致违法犯罪,体现了对传统价值体系崩坏的反思。凡一平追求“好看又好读”的故事主义,黄佩华则坚持“为壮族写作”,不同的创作追求使两位作家的叙事策略和语言风格产生较大的差异。黄佩华乡土小说叙事人称和视角的选择隐含了其对自身民族身份和壮族文化的认同,平行情节模式形成了层次丰富的壮族叙事,实现了审美效应的增殖;而凡一平的民族认同意识并没有直接体现于小说创作当中,他的乡土小说叙事人称和视角的选择有利于故事建构,其谜式情节模式实现了悬疑推理叙事的艺术效应,更有利于影视改编。黄佩华的语言沉静质朴、含蓄敦厚;凡一平的语言动感十足,张扬外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