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全球经济深受其害,世界经济至今仍陷入泥潭,复苏受阻。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逐渐成为不确定性的主要表现形式,它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引起了研究学者与政策制定者的高度关注与重视。经济周期波动是宏观经济领域永恒的话题,减缓经济周期波动,推动人类经济平稳、持续、健康发展,是我们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视角,研究其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可进一步丰富已有经济理论,为寻找平抑各国经济周期波动的良方提供新思路,为推动全球经济复苏,形成融合、包容、多元的世界经济格局提供经验支撑。因此,本选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根据已有研究成果可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存在明显的溢出效应。然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溢出方向和大小具体如何,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国内外传导机理分别如何,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差异对国际经济周期协同的影响如何,采用何种方法进行论证,少有文献提及。对这些问题的追问,恰好找到了本选题的逻辑起点,同时也是本文可以拓展创新的地方。从国内传导和国际传导两个角度进行理论分析,全方位、多层次剖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经济周期波动的传导机理。从国内传导来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主要通过实物期权效应、金融摩擦效应、预防性储蓄效应等改变经济行为主体的预期,从而影响其经济决策,导致消费需求、投资需求的波动,最终影响经济周期波动。从国际传导来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影响本国开放经济部门,再通过进出口贸易传导至国外开放经济部门,再通过产业链扩散波及国外非开放经济部门,同时加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溢出效应,影响到国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水平,在国内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双重夹击下,产生明显的乘数效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后果更为严重。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来看,近三年全球指数大起大落,波动频率和波动幅度远超历史水平,我们面临着日益严峻的不确定性难题。整体而言,美日英等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呈现明显趋同,联动效应显著。金砖国家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水平远高于美英日等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抵抗能力整体上不如发达国家。采用HP滤波法提取周期性成分,由测度结果可知,全球经济周期的波谷深度远大于波峰,呈现明显的“陡降缓升”特征,经济由繁荣转为衰退的收缩阶段较为急促,由衰退转为繁荣的扩张阶段较为缓慢。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经济周期波动的相关性分析可知,二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且国与国之间存在明显的异质性。为了进一步定量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经济周期波动的国内传导,本文利用G20集团中14个主要国家2003年1季度-2018年2季度的数据,采用PVAR模型和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了实证论证。结果发现:(1)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其经济周期波动对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短期影响的响应时间与响应幅度均存在一定差异,收缩期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幅度最大,持续时间较长。(2)滞后4阶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最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1年之后明显加剧了经济周期波动。(3)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程度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前者约是后者的2.42倍。(4)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扩张期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不大,主要在收缩期加剧了经济周期波动,证实了Fajgelbaum et al.(2017)所说的“不确定性陷阱”的存在。(5)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主要表现为即期的正向影响,财政政策不确定性主要表现为滞后的正向影响,且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强度远大于财政政策不确定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存在明显的溢出效应,该溢出效应的大小与方向分别如何,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探讨。借鉴Diebold&Yilmaz(2012)广义预测误差方差分解思想,测算了2003年1月至2017年5月期间美国、英国、中国、法国等14国家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溢出效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溢出效应主要体现为波动溢出形式,测度得到的总体溢出指数为48.09%,美国对其他成员的溢出效应最大,中国对其他成员的溢出效应高于来自其他成员的溢出效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溢出效应呈现出明显的时变性,发达国家的整体溢出效应明显强于发展中国家,该溢出效应可能对突发的大事件较为敏感,而对于可预期的世界大事则较为迟钝。为了深入细致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经济周期波动的国际传导过程,以溢出效应最大的国家——美国为例,采用GVAR模型,进行了相应论证。由实证结果可知,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周期波动对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主要体现为长期的负向响应,个别国家存在明显的正向响应,但持续时间很短暂。与主要发达国家(地区)相比,金砖国家和新钻国家等发展中国家对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的响应速度更快,响应幅度更大,波动程度更剧烈。经济周期协同作为经济周期的主要特征之一,它是共同执行国际货币政策的先决条件。本文主要采用联立方程模型,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差异(即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相对值)的视角,研究了其对国际经济周期协同的影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差异主要通过改变投资、贸易的流动方向,从而影响两国之间的经济周期协同。由实证结果可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差异对经济周期协同和双边贸易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对双边直接投资强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通过贸易渠道和投资渠道对经济周期协同的间接影响为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连年攀升是人类共同面临的严峻难题,导致各类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大打折扣,同时扰乱公众预期,损害经济系统的平稳运行。特别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溢出效应的存在,具有极强的“传染性”,其宏观经济影响后果易于从一国蔓延至另一国,导致“一损俱损”的局面出现。因此,我们应该通过加强立法制度建设,注重经济政策的稳定性与持续性等手段,以降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水平;通过推动实体产业发展,促进创新等方式,以增强抵抗不确定冲击的能力,双管齐下,稳定预期,确保经济系统的平稳、健康、持续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