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的不断增长带来了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覆盖面积不断增加,与之相对的是土地资源具有有限性,城市面积的增加意味着农村土地的减少。在我国目前所存的城乡二元结构之中,城市与农村的土地所有权主体并不相同,两者间发生单向变动的唯一途径即为集体土地征收,而公共利益则为进行集体土地征收的唯一正当理由,具备研究讨论的重要价值。但是长期以来,公共利益作为法学甚至整个社会科学中具有代表性的抽象概念,其模糊特征极为鲜明,这使得在实践中对其予以准确把握充满困难,结合作为集体土地征收权行使主体的行政机关天然具有扩张自身权能之属性,由此产生了对公共利益进行宽泛解释之趋向,在实践中也因此诱发了诸多矛盾,严重影响了社会安定。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修订对此问题予以了关注与回应,其参考《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八条之规定,采取列举加概括的方法在第四十五条中对具有代表性的与公共利益相涉之情形予以界定。此后,为进一步贯彻该法,与之相配套的2020年《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试行）》、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等纷纷出台落地。然而,通过对这些法律文件进行细致阅读与梳理后可以发现,集体土地征收中公共利益的界定问题仍未得到切实完善的解决,除传统意义上的行政机关权力缺乏有效制约、被征对象参与度不足、兜底条款开放性过大等问题外,还诱发了扶贫搬迁、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以及成片开发建设应否纳入到公共利益范畴中等新问题,故存进一步研究讨论的必要。全文论述共分为五大部分:第一章主要论述集体土地征收中与公共利益有关之基础理论,在对公共利益自身进行概念拆解的基础上进行与其他相似概念的辨析并指出在集体土地征收领域中公共利益的特殊性;第二章则从现行规范与实践两个角度出发论述我国集体土地征收的现实样态并点出所存问题,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目前在集体土地征收的公共利益界定活动中所面临的困境从实体与程序两个方面进行总结;第三章对诸如立法的不足、司法机关监督力度不足,存在缺位现象等困境发生之原因予以发掘和论证;第四章介绍了域外土地征收中公共利益之实质审查界定方式及界定主体与程序,并于其中总结出具有一定价值的经验、启示;第五章则在前文铺垫的基础上为我国集体土地征收中公共利益之界定提供了实体、程序两方面的完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