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十七年文学研究正日益成为当代文学研究中的“显学”。然而，大多数的研究者每每执着于对这一文学现象的宏大叙事，理论高蹈、概念先行，而缺乏披沙拣金式的文本细读的耐心。即使偶有文本细读的实践，却又囿于既有文学史视野的限制，视阈大都集中于几部“红色经典”的重读，过度阐释，连篇累牍间似有将此项研究弓}至某种模式化的危险。 身处于开放时代的我们，较之前辈学者不仅有着在这十七年里寻找“异端”声音的冲动，亦不乏“重写文学史”应有的审慎的理性与包容的气度，“来支持我们关于这段文学并不单一、苍白的想象”(洪子诚语)。赖有这一背景，本人沉心潜志进入历史的长河，在大量文本的博览间，艾明之走进了我的研究视阈。研究艾明之其意义并不在于有意颠覆文学史中既成的权威定论，但它确实可以为我们提供一条可能的路径，更加深入地进入文学史现场，更加繁复地体味作家的创作心态，从而窥探到在十七年的革命洪潮下，还有着淙淙暗流径自流淌。 正是在那个时代，艾明之小说的创作发行却呈现出引入注目之态。长篇小说《浮沉》、《火种》皆在当时多次再版，创下令人叹为观止的发行量。那么在这些热闹的现象背后，艾明之究竟采取了怎样的文本操作策略，既获得了政治上的合法性又满足了读者阅读时的愉悦心理?他在与主流意识形态达成“共谋”关系的同时，又是如何极力地维护着个体创作的主体性?自觉非自觉间，他又是如何在暗处连通了与过去诸种文化血脉的对接?……围绕着上述耐人寻味的问题，着力从三个层面展开思考与探索。这三个层面分别是：一、革命小说的“前世今生”；二、革命叙事中的世俗生活暗河；三、“英雄”故事下的人性潜流。 论文写作期间，笔者充分利用学校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资源，力求细致阅读文本，深广地兼及全史；同时，在艾明之老人的倾心支持下，多次对其进行访谈，获得了许多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这些资料也为我的论文写作提供了重要的线索。正如陈平原所言：“任何研究方法都只是一种假设，能否落实到实际研究中并借以更准确地透视历史才是关键。”论文虽经由艾明之小说切入，触探、辐射了“十七年文学”中一些久为人忽视，其实却意味深长的理论问题，但限于学养，仍留有若干盲点未能穿透。遗憾中，唯愿自己的研究能够为后来研究者更加深刻地透视“十七年文学”提供些许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