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分为以下几个部分进行探讨：　　第一部分：针刺对行IVF病人围着床期子宫内膜血流情况的影响：一项随机对照研究　　目的：通过观察针刺对行IVF病人围着床期子宫内膜3D能量多普勒超声血流指标的影响，评价针刺对IVF病人围着床期子宫内膜容受性的影响。　　设计：行IVF-ET的病人被随机分为两组，从取卵日到胚胎移植日期间分别接受真针刺和安慰针刺两种方案的治疗。治疗后，对两组病人进行子宫内膜3D能量多普勒超声检查，比较两组子宫内膜血流指标的差异。此外，两组病人的胚胎着床率、临床妊娠率、流产率和活产率也进行了比较。　　结果：真针刺组的病人子宫内膜VI、FI和VFI较安慰针刺组高，两者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0.05）。两组的子宫内膜厚度、子宫内膜容积、sVI、sFI、sVFI相比较，则无统计学差异（p>0.05）。此外，两组胚胎着床率、临床妊娠率、流产率和活产率相比较也无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对行IVF-ET的病人而言，针刺可以通过提高其子宫内膜血流VI、FI和 VFI从而提高其子宫内膜容受性。　　第二部分：超促排卵大鼠模型的建立　　目的：通过观察不同剂量孕马血清对雌性大鼠的交配率、妊娠率、着床胚泡数以及着床期子宫内膜胞饮突、核仁管状系统（NCS）和白血病抑制因子（LIF）蛋白的表达影响，选择理想的符合临床实际的超促排卵（COH）大鼠模型，以期为后续的针刺实验提供良好的实验基础。　　方法：将75只大鼠随机平均分为正常组（N），模型10组（M10），模型20组（M20），模型40组（M40）和模型100组（M100），每组各15只。各模型组分别于动情期后一日的下午5：00给予腹腔注射孕马血清促性腺激素（PMSG）10单位、20单位、40单位和100单位，并于48小时后，再分别给予腹腔注射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CG）10单位、20单位、40单位和100单位，并立即合笼，以次日行阴道涂片见大量精子记为怀孕第一天（D1）。在D8天，行刨腹探查，记录大鼠的妊娠情况和着床的胚泡数。另取25只大鼠，按上述方法随机分组和干预，每组5只，各组大鼠交配后在D5天取材，处理后观察子宫内膜胞饮突、NCS和LIF蛋白的表达。　　结果：各组大鼠交配率无统计学差异（P>0.05）。和N组相比，M10组大鼠怀孕率无明显降低（P>0.05），M20、M40和M100组大鼠怀孕率明显降低（P<0.01）；和N组相比，M10组大鼠胚泡着床位数无明显增加（P>0.05），M20、M40和M100组大鼠胚泡着床数明显增高（P<0.05）。电子显微镜结果显示：N组大鼠在D5天子宫内膜腺上皮细胞表面胞饮突丰富，细胞内NCS表达丰富；M10组大鼠和正常组表达相似；M20大鼠子宫内膜腺上皮细胞表面胞饮突表达较正常组少，见少量NCS；M40和M100组大鼠子宫内膜腺上皮细胞表面胞饮突表达少，几乎未见NCS。免疫组化结果显示：和N组相比，M10组大鼠子宫内膜LIF蛋白表达量无明显减少；M20、M40和M100组大鼠子宫内膜LIF蛋白表达量明显降低；M40和M100组大鼠子宫内膜LIF蛋白表达量比M20组表达更少。West-blot结果显示：和N组相比，M10组大鼠子宫内膜LIF蛋白表达量无明显差异（P<0.05）；M20、M40和M100组大鼠子宫内膜LIF蛋白表达量明显降低（P<0.05）；M40组和M100组大鼠子宫内膜LIF蛋白表达量比M20组表达更少，差异却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M10组大鼠妊娠率和正常组无差异，且平均胚泡数不高，胞饮突未见提前，LIF表达未见降低，不是理想模型；M20组大鼠妊娠率明显较正常组低，且平均胚泡数较高，胞饮突提前出现，LIF表达较正常组降低，是较为符合临床实际的理想模型；M40和M100组大鼠妊娠率明显较正常组更低，但平均胚泡数不比M20组高，因此也不是较为理想的动物模型。　　第三部分：针刺对超促排卵大鼠围着床期子宫内膜血管生成和树突状细胞数量和功能的影响　　目的：基于我们的研究基础和理论基础，我们提出假说“针灸可以改善超促排模型大鼠围着床期子宫内膜血管生成，其进一步的机制可能是通过调节子宫树突状细胞（dendritic cell, DC）的数量和功能”。本研究的目的是为了验证以上假设，以期能为针灸在辅助生殖领域的应用提供科学的免疫学解释。　　方法：300只雌性Wistar大鼠被随机分为五组：正常组（N），模型（M），黄体酮组（P），针灸组（A）和针灸加黄体酮组（A+P），每组各60只。在下午5:00，在动情期的第二天（动情间期的第一天），给予M组，P组，A组和A+P组的雌性大鼠腹膜内注射孕马血清促性腺激素（PMSG）20单位，然后在48小时后腹腔注射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CG）20单位，然后立即与雄性大鼠进行交配。除此之外，P组的大鼠从怀孕D1天开始，每天给予肌肉注射黄体酮5mg/天/只；A组的大鼠，从PMSG注射的当日到怀孕D4天，将大鼠固定在自制的布袋子中，每天给予一次针灸治疗；此外，N，M和P组的大鼠，从注射PMSG的当日起，将大鼠固定在自制的布袋子中，固定时间与针刺时间相同；A+P组大鼠，同时给予黄体酮和针灸两种疗法；N组的大鼠给予注射与PMSG和HCG相同剂量的生理盐水。雌鼠和雄鼠以1:1或者1:2的比例合笼，次日早上8:00进行阴道涂片，以阴道涂片见大量精子者为怀孕第一天，记为D1。标本分三批，分别在怀孕的D4，D6和D8天收集。其中D4天批次的大鼠，每组有各12只大鼠；D6和D8天批次的大鼠，每组有各24只大鼠。记录各组大鼠的交配情况、妊娠情况和着床的胚泡数。D4，D6和D8三个批次的大鼠在子宫标本收集过程中，前五个标本用来做免疫组化检测子宫内膜微血管密度（MVD），免疫荧光检测子宫内膜VEGF、FGF-2、TGF-β、IL-15和OX-6的表达，荧光实时定量PCR检测VEGF、FGF-2、TGF-β和IL-15的表达，West-blot检测VEGF、FGF-2和LIF蛋白表达，流式细胞术（FCM）检测子宫内膜淋巴细胞中DC所占比率。剩余大鼠的子宫标本全部用来做磁珠分选（MACS）。磁珠分选在体外获得纯度较高（>95％）的子宫内膜来源的DC。DC在体外培养48小时，细胞被随后用于脐静脉内皮细胞（HUVEC）迁移试验，培养上清被收集被用于随后的HUVEC成管和增殖试验，并用ELISA的方法检测上清中VEGF、sFlt-1、IL-15、IL-18和TGF-β1的水平。　　结果：与M组比较，N，P，A和A+P的妊娠率显著升高（P<0.05）；与M组相比，N，P，A和A+P组的胚胎数显著降低（P<0.05）。与M组比较，在D4和D6天，P、A和A+P组组子宫内膜LIF蛋白表达显著升高（p<0.05）。与M组比较，在D4、D6和D8天，P、A和A+P组组子宫内膜MVD显著升高（p<0.05）。与M组比较，N，P，A和A+P组子宫内膜VEGF和FGF-2蛋白和mRNA的表达在D4天显著降低（P<0.05），且在D6和D8天显著升高（P<0.05），除了D8组的P组（P>0.05）。与M组比较，N，P，A和A+P组子宫内膜TGF-β蛋白和mRNA的表达在D6天显著降低（P<0.05），且在 D4和 D8天显著升高（P<0.05），除了 D6组的 A组（P>0.05）。与M组比较，N，P，A和A+ P组子宫内膜TGF-β蛋白和mRNA的表达在D6天显著降低（P<0.05），且在D4和D8天显著升高（P<0.05），除了D6组的A组（P>0.05）。与M组相比，D4天N组的IL-15蛋白和 mRNA的表达水平显著升高（P<0.01），P、A和A+P组的IL-15蛋白和基因的表达水平与之无明显差异（P>0.05）；D6天P和A+P组的IL-15蛋白和基因的表达水平显著升高（P<0.01），A组的IL-15蛋白和基因的表达水平无明显差异（p>0.05）；D8天N、P、A和A+P组的IL-15蛋白和基因的表达水平显著升高（P<0.01）。与N组相比，D4和D6天，M组子宫内膜树突状细胞占总的子宫内膜淋巴细胞的表达率要显著升高（P<0.01），而在D8天，M组子宫内膜树突状细胞占总的子宫内膜淋巴细胞的表达率要显著降低（P<0.01）；与M组相比，D4和D6天，P、A和A+P组子宫内膜树突状细胞占总的子宫内膜淋巴细胞的表达率要显著降低（P<0.05），而在D8天，M组子宫内膜树突状细胞占总的子宫内膜淋巴细胞的表达率要显著升高（P<0.01）。各组HUVEC成管、增殖和迁移试验的结果一致：与N组相比，D4天M组成管、增殖和迁移能力要更强（P<0.01）；与M组相比，D4天P、A和A+P组的成管、增殖和迁移能力显著降低（P<0.01）。D6天各组大鼠成管、增殖和迁移能力无统计学差异（P>0.05）。与N组相比，D8天M组的成管、增殖和迁移能力要显著降低（P<0.01）；与M组相比，D4天A和A+P组的成管、增殖和迁移能力显著升高（P<0.05），P组的成管、增殖和迁移能力无明显变化（P>0.05）。针灸或黄体酮影响树突状细胞上清分泌VEGF、IL-15、IL-18和TGF-β的水平的机制不同，却都不能影响sFLt-1的分泌水平。　　结论：针刺和黄体酮能明显提高超促排卵大鼠妊娠率。针刺和黄体酮均能对超促排卵大鼠围着床期子宫内膜容受性、血管生成、树突状细胞的数量和功能产生正向的调节作用。然而，针刺和黄体酮参与以上过程的调控的具体机制不完全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