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OLG模型的基础上,引入预期,同时考虑中国居民的遗产动机,建立了劳动收入为“幼稚预期”和“理性预期”的三期迭代模型,在理论上分析人口结构对消费的影响,得到如下结论：居民消费率与少儿抚养系数成正比,居民消费率与老年抚养系数成正比,居民消费率与收入增长率成正比。然后,通过收集1995-2009年城镇、农村居民的省级面板数据,建立分区域(东部、中部、西部)、分城乡(城镇、农村)的固定面板数据模型,并比较各种估计方法(No weights, Cross section weights, Cross section SUR)的实证结果。在东部、中部、西部分样本农村居民消费模型中,居民收入增长率对农村居民消费率均有正向影响,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少儿抚养比对农村居民消费率有正的影响,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有效。但是,老年抚养比对农村居民消费率只有在西部分样本模型中存在负影响。究其原因,中东部农村的人口老龄化进程较西部农村的要快,因此西部农村居民的年轻人比例较大,预防性储蓄动机强,相应的对居民消费率的抑制作用较大。在东部、中部分样本城镇居民消费模型中,居民收入增长率对城镇居民消费率没有显著影响。这也正好解释了中国长期存在的“高增长、高储蓄”现象。城市少儿抚养比对城镇居民消费率有正的影响,并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有效。镇少儿抚养比对城镇居民消费率有正的影响,并且在10%的显著性水平有效。城市老年抚养比对城镇居民消费率有显著的负影响,镇老年抚养比对城镇居民消费率有负影响(西部样本不显著)。究其原因,东部城镇地区遗赠动机最强烈,中部次之,西部最弱。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率的抑制作用在东部城镇地区最为明显。为了有效的提高我国各地区居民的消费率,应当降低东、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以有效的降低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减弱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征收遗产税作为调节财富分配的经济手段,可调高遗产税的起征点,或者开征累进遗产税。另外,考虑适当的放松计划生育政策,提高少儿抚养比,从而增加居民消费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