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具有法律监督机关和公诉机关的双重身份，使其有权对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进行监督，同时，又可以基于指控犯罪的需要，引导侦查机关确定正确的侦查方向，全面、准确依法提取和固定证据。在公诉实践中，应当坚持实体正义、程序正义和诉讼效益三种价值的衡平统一。检察引导侦查工作机制，使侦查监督关口前移，强化了立案监督和侦查监督，纠正和防止了案件流失现象，及时预防和纠正了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但由于该工作机制定位仍是控诉优先，并没有从实质上强化对侦查过程的控制而且有弱化法律监督的倾向；加上该工作机制的理论依据目前只是从相关的规定如法律监督、侦查监督或公诉权中引伸或派生出来的，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法律依据，失之于软。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检察引导侦查，不同于停留在理论设想中的检警一体化，它在现行法律框架内有着充分的存在理由，是目前一种相对合理、现实可行的做法，符合我国司法改革稳妥渐进的一贯主张，可塑性较大，可以较为充分地利用本土法律资源加以改造和完善。在设计具体方案时，应从刑诉法角度明确检察引导侦查的制度，确立对立案及撤销案件的监督与制约，确立同步监督权，并规定检察官对警察指导的权力保障制度和改革检察机关内部职能机构的设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