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就其经济发展水平来说相对的有些“低度城市化”,以及中国的城市规模分布比其他国家更加均匀,户籍制度便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本文为放宽户籍制度对中国内部经济地理将产生怎样的影响提供了基于理论基础的见解。论文的第一章,即引言部分,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方法、背景、意义,以及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自建国以来,中国的户籍制度一直是我国人口管理的基本特征,这是国家依法收集、确认、登记公民出生、死亡、亲属关系、法定地址等公民人口基本信息的法律制度。建国初期,户籍制度对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起到重要的积极作用。然而随着城乡交流的日益频繁,户籍制度的弊端也日益凸显,它不仅是对公民身份的一种不公平的等级界定,同时对劳动力流动起到了严格限制作用,这对市场经济的发展起到极大的阻碍,放宽户籍制度已经迫在眉睫。之后该部分分别介绍了新经济地理、劳动力流动、户籍制度三方面相关的理论知识,为后文的研究奠定基础。论文的第二章主要从新经济地理学的角度思考中国户籍制度的影响。在这一部分中,简单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思路以及预期能到达的理论结果。中国是当今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此外,中国拥有一个潜在的、巨大的内部市场以及大量迅速发展的城市。可以说,中国是一个分析经济格局形成的过程中力量是如何凝聚和传播的教科书式的案例。由于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中国的城市规模仍然较小,而这种限制主要来自于中国的户籍制度。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类似的经济发展阶段相比,中国的城市规模具有分布更加均匀的特点,这使得中国无法从城市的集聚中取得最大的收益。中国的户籍制度对劳动力流动起到了严格限制作用,本论文的主要任务是评估在放宽这些限制对中国的内部经济地理可能产生的影响,文章的分析基于新经济地理学(NEG)模型。在第三至四章中,首先,本文根据中国的264个地级市的相关数据估算了相应的重要模型参数。这264个城市,覆盖中国总人口的86%和96%的GDP总量。其次,将这些估算的参数根据不同的劳动力流动制度假设在全NEG模型中模拟输入,研究发现,增加劳动力的流动性会导致更明显的“核心-边缘”效应,特别是北京、上海、广州和重庆在中国的城市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将进一步得到加强,而其他的城市群的可以区分成以下两种：一种是位于中国人口最密集的中心地带,能够优先进入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但是也面临着更加激烈的竞争,另一种是位于中国经济腹地的周边城市,它们的数目更多,规模较小,离激烈的同业竞争相对较远,拥有更好的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