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时期的环境外交是尼克松在其任内实施的双边、区域性和全球性环境外交政策的统称,被视为美国当代环境外交的肇始。尼克松本人对环境事务并不热心,其任内的环境外交政策源于复杂的外交传统、思想传统和国内环境政治现实。美国环境外交的传统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进步主义时期。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与邻国加拿大常因资源归属等问题发生摩擦。当时加拿大的外交事务处理权仍掌握在英国手中,加拿大只有质询权但无决定权。在解决争端的协商过程中,英国常出于拉拢美国的目的而牺牲加拿大的利益,刺激了加拿大争取外交事务独立权的决心。随着美加两国接触日渐增多,加拿大愈发倾向于在国家层面去解决与美国的摩擦乃至争端。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适时的对加拿大开展了环境外交,就捕鱼权、海豹捕猎权和候鸟保护问题与加拿大达成协议。进步主义时期环境外交实践为尼克松时期的现代环境外交奠定了基础。20世纪60年代的环境保护运动则是尼克松环境外交的催化剂。进入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众越来越关注日益恶化的自然环境。1962年,卡森的著作《寂静的春天》出版。书中描述了杀虫剂对人类生活的危害,唤醒了美国民众沉睡的环保意识,成为20世纪60年代环境保护运动的肇始。环境史学家对生态系统论的再挖掘确立了新型环境史观。环境保护组织也蓬勃发展起来,非政府环境保护组织的数量大大增加。在这样的背景下,20世纪六十年代环境保护运动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在1972年4月22日地球日活动中达到高峰。面对蓬勃发展的第三次环境保护运动,尼克松在当选总统以后,指派内阁成员崔恩成立工作小组。工作组主要负责调研当时美国的环境现状,并在此基础上制定解决方案。1969年,尼克松在就职演说中高调宣布将把环境保护工作纳入其施政日程,展示了有所作为的决心。然而环境保护政策的实施效果往往具有一定滞后性,无法立竿见影的显现出来。因此,尼克松上任初期的国内环境保护政策遭到美国国内环保主义者的激烈批判。民主党人也借机在国会对尼克松政府发难,攫取政治资本。1969年一整年,尼克松政府的国内环保政策在国内的政治斗争夹缝中艰难生存。这样的国内政治环境促使尼克松转而逐渐转向实施成本相对较低,但收效却非常明显的环境外交。尼克松时期的环境外交政策主要由区域性环境外交、全球性环境外交和双边环境外交三部分组成。1969年,尼克松在北约成立二十周年大会上提议在北约框架下建立“现代社会挑战委员会”,拉开了区域性环境外交的序幕。身为倡导者的美国,提出“试点国项目计划”,希望通过联合研究的方式加强盟国对现代社会挑战委员会的认同感。尽管现代社会挑战委员会在缓解美国与盟国关系方面成效有限。但通过试点国项目计划,美国成功地打造了国际环境政治新规则。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也是尼克松区域性环境外交的另一个实施领域。尼克松政府大力支持经合组织环境委员会,鼓励其更多地参与到与经济事务有关的环境问题的处理中来。经过不懈努力,美国以国内法规为基础,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内部确立了污染者付费原则和预先告知原则。尼克松时期的全球性环境外交是通过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和斯德哥尔摩会议来实施的。尼克松政府希望利用环境外交缓和东西方阵营紧张关系,沟通美国与东欧国家甚至苏联间联系。经过调研,美国认为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载体。尼克松政府决定以欧洲经济委员会布拉格会议为契机,争取与东欧国家开展环境合作。在布拉格会议筹备会议上,东西方阵营因民主德国的参会问题激烈交锋。无奈之下,布拉格会议降格为专家研讨会才得以召开。尼克松政府预想中东西方阵营环境合作的局面最终未能形成。1972年斯德哥尔摩会议是美国实施全球性环境外交的又一场所。美国为此次会议进行了充分的准备,提交了四份提案。斯德哥尔摩会议最终采纳了环境基金和成立环境新机构两份提案为大会目标。这两项提案发展成为联合国环境基金和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雏形。美国的其他提案在斯德哥尔摩会议后续会议上也得到落实。根据美国的提案,与会各国签订了《防止倾倒废物及其他物质污染海洋的公约》《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和《世界遗产协定》。尼克松政府双边环境外交的对象主要是加拿大和苏联。美国与加拿大间的双边环境外交主要围绕保护大湖区域水质的工作展开。1970年,尼克松指派崔恩领衔相关工作小组与加拿大展开谈判。1971年美加两国的联合工作小组就水质治理的目标、污染物排放标准和时限等关键问题达成一致。1972年,美加两国终于签订了《大湖区水质协定》。古巴导弹危机之后,美苏关系经历了一段紧张对峙期后趋于平缓。尼克松指派崔恩成立工作组调研与苏联开展环境合作的可行性,在得到肯定的答案后,尼克松指派崔恩借访问苏联的东风,就苏联感兴趣的环境问题与其展开谈判,美苏最终签订了《美苏环境合作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