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多元论和自由主义是当代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领域内的两个重要主题,这两个主题共同存在于以赛亚·伯林的思想中。一方面,他坚持价值多元论的主张,认为人类的生活世界存在着多种不同的终极价值,彼此之间常常不可通约,而且可能发生严重的冲突；另一方面,作为一名自由主义者,他坚信在人类的多种价值中,自由的价值对于实现生活的其他价值而言是基本必需的,具有优先性,这集中表现在他对“消极自由”的首肯。但是,价值多元论与自由主义之间也存在着某种张力,并产生很多疑问：自由主义的普遍性要求是否必然被价值多元论排斥?价值多元论是对自由主义的证成还是反对?价值多元论和自由主义究竟存在着何种关系?本文将针对这一问题展开论述。首先我们将分析伯林思想中蕴含的将价值多元论与自由主义相结合的尝试,并着重分析价值多元论这一概念；但是,作为伯林思想的主要阐释者之一,约翰·格雷反对这种尝试,他认为价值多元论的特殊主义要求使我们必须拒绝自由主义的普遍性要求,自由主义并非是关于最佳生活和实现这种生活的政治体制的理性共识,而是一种在不同政权和生活方式之间求得的“权宜之计”；查尔斯·拉莫尔则认为,自由主义的基础是合理分歧而非价值多元论,价值多元论是非常具有争议的学说,无法为自由主义做出合法性辩护；乔治·克劳德批判了这两种割裂价值多元论与自由主义之关系的学说,他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证,坚持价值多元论本身蕴含了对自由主义的一种有力和独特的辩护,并提倡多元论的自由主义,这是一种自由主义的较强的形式,是普遍主义的和至善论的,它的核心是个人自律,并最终指向积极自由。由此,克劳德的答案又回到了伯林最初的尝试,但又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