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类推”思维引申而出的法学方法不一而足,类比推理、类推适用和类推解释是其中最常见、最具代表性的方法。无论在学理上或是在实务中,人们总将此三种方法混为一谈。面对一些无法直接适用既定法律规则的案件,法律适用者总是泛泛地求助于其中的任意一种方法,“类推”方法便很难于恰当的场合得到正确地应用,类推解释更是常常被淹没在含混的“类推”概念下“难见天日”。阐清类推解释方法的学理概念,使其与相关法律方法相区分,并将这一方法的运作机理清晰地呈现出来,以司法实践为基对理论层面之总结进行检验与反思是对该方法做系统化研究的必要路径。对类推解释方法的初始研究应据两条线索展开,分别是“类推”的线索与“解释”的线索,此二者并非是彼此独立、互不相干的。在进行具体研究时,应当充分发挥二者互为限制、互为补充的作用,得出双重维度的类推解释概念。人们对类推解释方法的印象初始于“类推”这一特征,基于对类似性推理的认知,类推解释的概念雏形被搭建出来,即以“类推”的方法进行法律解释。以“类推”为核心得出的概念结论,常常专注于寻找“完美”的比较对象、得出“万全”的类推结果,类推解释方法存在的真正意义反而常被忽略,该方法所具有的法律解释特性更是被掩藏起来。实际上,类推解释方法最核心之处在于寻找可用以裁断具体案件的大前提。也就是说,类推解释的过程实为找法的过程。但是,类推解释也绝非“类推”与“解释”的机械叠加,类推思维须实现其于解释方法中的内化,使该方法与类比推理、类推适用做出属性区分的同时仍能兼顾与其他狭义解释方法的效用区分。类推解释不仅是法学方法谱系的静态组成部分,也是应对许多司法实践问题的动态解释工具,研究该方法的运作机理(即应用前提、操作流程及适用核心)是全面掌握该方法的重中之重。类推解释一般适用于法律前提尚不明确的“不确定”疑难案件,此种“不确定”不能凭借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等“一板一眼”的解释方法被随意消除,非得依靠价值判断而使条文内容依情形扩充,使“不确定”具体为确定,最终适配于具体案件。相比于操作流程简单直观的其他解释方法,类推解释的运作步骤更为复杂。“类推”的特征决定该方法必然需要融贯归纳法与演绎法,使表面的共通性升华至上位共通性,同时,解释完成的核心也将在抽丝剥茧的研究中锋芒初露。将某一事物成功类推为另一事物,常常要要追寻至“事物本质”才能找到正当性依据,而在法律领域中,法律原则理应成为“事物本质”的代名词。相比于“事物本质”,法律原则的内涵更加具体,指向更加明确,也更能与法律推理的大前提即法律规则相融贯,由此,法律原则是形成类推解释结论的技术核心。在司法实践领域中,类推解释之应用颇为广泛。阅览刑事、民事、行政方面的多篇判决书后可以发现,法官运用此方法之频率丝毫不亚于其他几种常见的法律解释方法。进一步分析相关判决还会发现,在不同案件领域中,对这一方法的应用也有极为明显的区别。尽管由于某些因素,类推解释方法时而被忽视或被隐性使用,时而又被错误使用,但是,随着学者及实务工作者对这一方法的重视与深入研究,类推解释方法的应用规则愈加明确、系统,这一方法在司法实务中势必将发挥出重要且全面的作用。综上,类推解释方法是融合了“类推”思维的、具有区别于其他法律解释方法功能的、在司法实务中经常被应用的法律解释方法。类推解释具有特定的适用情形、完整的运作流程和明确的技术核心,其应用步骤明确且具有规范性,是法官裁判具体案件所不可或缺的重要法律方法。在民事、刑事、行政案件的各个领域,类推解释均能发挥出解析法条内涵、明确法律意旨、促使法律内容与生活事更加调适的积极作用。在经济发展、技术更迭的新时期,各个领域发生的新奇、疑难案件不断涌现,类推解释作为一种能够扩张“文义”边界、兼顾价值判断的法律解释方法,对明确法律前提、化解司法疑难、实现公平“法治”有着极为重大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