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逃逸致人死亡”作为交通肇事罪的加重处罚事由规定于我国刑法第133条,最高人民法院也出台了相关司法解释予以明确。这些法律规范是司法实践中认定“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基本依据。但由于近年来交通事故频发,肇事者逃逸尤其是因其逃逸行为导致被害人死亡的案例与日俱增,这不仅使得正常的交通秩序紊乱,更使得“因逃逸致人死亡”的适用变得更加复杂和困难,导致司法实践中面临的具体情况更加复杂多样,单纯依靠这些法律规范难以进行实际操作和认定。而就这一事由的认定仍然存在一些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学界中存在很大争议,造成了司法实践中适用的混乱。本文拟在现有体系下从实践中争议最大的几个问题出发,以法律规范为根据,并结合实际司法案例,系统分析“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认定条件与适用情形,为“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实践认定提供一些自己的意见,以助于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本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逃逸行为的解析。本文从与“因逃逸致人死亡”相关的法律条文出发,引出学界对逃逸行为实质的争议,并结合实践阐释笔者所认同的“逃避救助义务说”。在此基础上,笔者结合司法实践中的相关案例对逃逸行为的主观方面和表现形式展开分析,认为逃逸行为的主观方面是故意心态,行为人对逃逸行为是明知而为的;逃逸行为的表现形式则包括逃离现场与不逃离现场两种形式。第二部分是对逃逸行为“致人死亡”的理论分析。本章首先介绍了理论界对“致人死亡”的对象范围和罪过形式的不同观点,之后在正确理解法律条文和立法目的的基础上,结合实际中的司法案例进行评析,本文最后认为逃逸行为“致人死亡”的对象不包括第二次事故的被害人,应当仅指第一次事故中的被害人,且行为人对于被害人的死亡结果持有的应当是过失的主观罪过形式。第三部分是对“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具体认定。本章主要围绕着“因逃逸致人死亡”是否具有独立性、因果关系如何认定以及向不作为故意杀人罪转化所需要符合的条件来展开。根据本文立场,“因逃逸致人死亡”不是具有独立性的情节,不能单独对其定罪量刑,而是需要以先行成立交通肇事罪为前提条件,不能成立交通肇事罪的只能另行评价;逃逸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需要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在存在介入因素的情形下,若介入因素不足以中断这种因果关系,那么也可以认定因果关系的存在;如果肇事后逃逸的行为人的不作为行为等价于作为形式的故意杀人罪,主观方面也由过失转化为故意,那么应当将其评价为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