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第三次科技革命方兴未艾,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新技术走出了实验室,走进人们的生活,催生了许多新业态,AI技术在医疗领域的应用正是其中一个缩影。随着医疗人工智能进入临床应用,人们看到了医疗AI在医学应用上的巨大优势。然而,无论是科幻作品中对于“智械危机”的恐惧心理,还是现实中日益增长的侵权案件数量,无不告诉人们应当重视医疗人工智能侵权问题,着手解决其中存在的责任性质不明确、具体责任难以认定的问题。本文将从医疗人工智能侵权的特殊性出发,明确这种侵权行为的属性,讨论具体侵权责任中的认定方法。本文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司法现状的分析。首先,本文分析了医疗人工智能侵权的特殊性,即侵权主体的智能性、侵权成因的复杂性和侵权机理的难以解释性,为发现当前司法实践存在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基本前提。随后,本文对近些年国内外相关案件进行数据分析,认识到此类侵权案件日益增长的总体趋势,应当对其规制予以重视,同时,通过分析典型案例的裁判文书内容,得出结论,即在当前缺乏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在涉医疗AI侵权案件中,法院仍主要采取一般医疗损害责任的思路裁判,对于产品责任的认定态度十分谨慎,司法裁判中对侵权案件中的医疗人工智能自身因果力的探讨十分欠缺。第二部分,责任属性的探讨。明确责任属性决定着医疗人工智能侵权责任问题的规制方向,学界关于AI主客体之争由来已久,具体到医疗人工智能侵权中,形成了四种主要的类型争议,本文通过对于医疗人工智能侵权的属性进行辨析,排除了除产品责任以外的责任类型适用,完成了对医疗人工智能产品责任之证成,明确了医疗人工智能侵权责任的产品责任本质。第三部分,侵权责任的认定。首先,在责任主体范围方面,基于产品研发者和数据提供者在产品生产的重要作用,将其扩充进责任主体范围,为产品安全性负责。其次,对于产品责任的依据——产品缺陷加以规制,着力解决存在难度的设计缺陷的认定问题,探讨了消费者期待和风险效用标准适用的困境,参考理性人标准,论证了设立理性算法标准的可行性。再次,面对此类侵权案件中因果关系认定不明的问题,提出引入充分条件之必要因素标准作为判定标准,并通过强化AI算法的“可解释性”来解决“黑箱”问题的基本思路。最后,出于利益衡平的目的,对现有风险抗辩制度进行补正,对于适用主体范围、判断时间点、判断标准加以明确,拓展医疗AI技术研发的容错空间,激发科技创新热情,助力相关产业的繁荣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