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论题学作为法律论证研究的进路具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古典时期的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将论题学理解为“位置”理论和普遍接受的意见,在论证实践中起到了发现、定位论证方向和提供论证之前提的作用。同时,论题学还在主题、题材指示词和论证图式意义上被使用；当代的菲韦格则将论题学理解为论题学思维以区别于传统的演绎——体系性思维,论题学思维对法律论证研究的兴起起到了决定的作用。论题学进路相较于逻辑进路、对话论辩的进路侧重于以形式理性重构法律论证不同,它更侧重于实质方面,即如何在不同的争执观点和方案中作出最为合理的选择。它不仅在形式层面为法律论证提供了“论辩”的运作形式,而且在内容上为法律论证提供了“似真性”的前提和“可接受性”的结论。对于法律论证而言,论题学的应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方法的角度。作为构建具体论证的方法,论题学首先通过“位置”理论定位论证方向；论证图式规定论证的逻辑结构,为法律论证建立一个形式框架。在实质内容的安排上,论题学为法律论证提供了普遍接受的意见式前提；依据作为主题的论题学则可以搜集论证所需的资料；依据作为题材指示词的论题学,则可在主题确定后,对主题进一步展开进行论证。二是从思维的角度。论题学思维对当代法律论证的兴起起到了决定作用：法律论证应该是论题学取向的。论题学思维弥补了体系性思维的不足,深化了对法学及法律论证的问学性格的认识。立基于我国的法治实践之语境,需要在坚持体系性思维的基础上,正视论题学的局限,将论题学以适当的方式引入到体系中去,实现在开放的体系中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