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李善注“以赋注诗”现象十分突出,在众多《文选》注当中,李善注以其富赡的学识与宏博的征引为士林所重,它首开大规模集部注释之先河,开创了以赋为《文选》诗类作注的新体例。李善注将《文选》注释提高到文学鉴赏的高度,从而确立自身在整个训诂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李善以“作者+赋名+赋句”为主要模式,表现出鲜明的征引式特点,充分展示了李善作为初唐大儒踏实严谨的治学态度。先秦时期,诸子援引《诗经》为现实政治服务,到汉代形成繁琐空疏并掺杂着阴阳谶纬的解经风气。魏晋南北朝诗学从经学的附庸下解放出来,玄风大盛,玄学家的注疏方式对李善以赋注诗颇有启发。李善受业于隋末文字学大家曹宪,与汉代解经之繁琐相比,李善“以赋注诗”的注释方法更多地继承了魏晋玄学得意忘言的特点,以广博富赡的征引显示出大唐王朝的非凡气度。之后出现的五臣注与之相比,长处在疏通文意,弊端在牵强附会。李善以赋注诗在注疏史上是一个比较独特的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与李善自身高超的注释水平和不凡的文学素养息息相关;二是唐代科举重视文辞华美的倾向使得人们对铺采摛文的赋作大为重视;三是因为诗与赋两种文体内部的双向互动。李善以赋注诗之诗多为历代名作,所引之赋以名物制度繁多的京都大赋为主,为解读魏晋诗歌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它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唐前辞赋文献,具有重要的文献学意义。以赋注诗生动展示了古代诗赋之间的亲密关系,与互文性理论中的互文现象相似,能较好地规避强解诗歌出现的主观偏颇,有助于诗歌兴象意蕴的充分阐释。